古籍數字化解古人未解之題

　　我國當前的戰略是由大國發展成強國。一個強國當然有若干配套要素，政治制度完善、文化教育繁榮、經濟發展、科技領先等都是首要因素。這其中的文化教育繁榮和我們有直接關系，我們是文化教育事業的參與者、建設者。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文化教育工作者需要書籍，就像一個人要吃飯一樣。有些書可以從書店購買，或者從網上下載；可是有些書不能輕而易舉地獲得閱讀的機會，這類書籍主要是古籍善本。

　　古籍善本長期以來秘不示人，幾乎成了傳統，歷史上有的藏書家在書上蓋有這樣的印章：“鬻及借人為不孝。”古籍既不能賣，也不能借。錢謙益是明末排名第一的藏書家，絳云樓不慎失火，大部分藏書化為灰燼。他的好友曹溶去安慰他，同時也批評他吝于把藏書示人，致使絳云樓所藏孤本絕跡人間。為什么不給人看呢？主要還是為了保護。

　　清代黃丕烈收藏的校影宋本《博雅》，經過宋定之借給了王念孫。王念孫研究《廣雅》，寫了一部第一流的著作《廣雅疏證》。王念孫借黃丕烈的《博雅》當然是為了校勘，可是6年沒有歸還。后來黃丕烈在京城，見到王念孫的兒子王引之，問到此書。王引之回答說已經還給了宋定之。于是黃丕烈又向宋定之追索，果然在他那里，第二年才追回來。一部書借出去7年才追回來。

　　楊氏海源閣收藏的明嘉靖芝城活字藍印本《墨子》是稀世珍本。這本書光緒年間被潘祖蔭借去，長期未還。楊保彝在刊刻他父親楊紹和的《楹書隅錄續編》時特別加了注釋，說這本書“為潘文勤師借校未還”，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這本書才在蘇州出現，現藏于國家圖書館。

　　歷代的藏書家以個人之力收藏保護典籍，是傳承中華文化的功臣，他們也是最重要的古籍專家。他們最關心的是珍貴古籍的安全，不外借是合情合理的。借書的不愉快，無論如何會得到后人的理解。

　　在今天，古籍的安全仍然是頭等大事，如何實現既保護又流通呢？古人采取了影抄、照抄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乾隆時期的《四庫全書》也是把獻來的書錄副本，原本發還，可惜沒有貫徹到底。

　　傳世的嘉靖影宋刻本、明清的影宋抄本、近代的影印本，都是往這個方向努力的成果。還有一種校宋本、校元本，把宋、元本文字的不同校在通行本上，也是這個目的。這種行為有很大的局限，因為能夠被影印、影刻的本子數量很少，既受物質條件的限制，也存在思想保守的因素。

　　今天我們有了數字化和網絡傳遞的技術，可以跨國、跨地區，在自己家里、在研究室里，查看異國異地的藏品。今天在座的榮新江先生踏破鐵鞋，到世界各地訪求敦煌吐魯番文獻，他的前輩王重民先生、姜亮夫先生、劉半農先生，以及更早的黎庶昌、楊守敬、董康等先輩，也都是采用走訪這種方式。顯然這種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一般人無法像他們那樣隨時出去看書，更重要的是一般人看到了也看不懂。要克服這個難題，就要請榮先生這樣的專家鑒別原物，進行學術性著錄，然后再把圖像掛出來。圖像加上專家的著錄就達到了古籍數字化的基本要求，或者說底線要求。讀者上網看書，不僅看內容，還享受了專家鑒別研究的成果。

　　當然榮新江先生說了，數字化會帶來新發現。北京大學教授張麗娟發現了著名的十行本《尚書注疏》的元刊原印本，收藏在國家圖書館，這是過去不知道的。昨天一位青年同志說他發現楊復《儀禮圖》元十行原印本，也在國家圖書館，這也是過去不知道的。這類發現會帶來很多新認識，因為元十行本，從清代以來用的是明代歷次修版，基本上未見到未修版的印本，原印本的發現當然會解決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甚至會改變原有的結論。這都是古籍數字資源發布給一般讀者帶來的發現。

　　古籍數字化及免費閱覽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需要克服很多主觀和客觀的困難。國家圖書館作為全國圖書館的龍頭老大，在數字化方面也同樣起到了表率、帶頭作用。這次“中華古籍資源庫”網上公布成果達到了3.3萬部，帶動了其他圖書館，甚至得到了私人收藏家韋力先生的贊成和參與。數字資源公布達到了7萬余條，這一大好局面是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積極規劃、努力推動達成的，這是為中國建設文化強國作出的重大貢獻，是我國古籍史上的歷史性轉折，必然對學術文化的繁榮發揮長效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作者杜澤遜，系山東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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