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名單制度 對虐童“零容忍”

　　機構缺少資質、服務質量不一……長期以來，托育行業始終處在灰色地帶。

　　上周，由國家衛健委組織起草的《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試行）（征求意見稿）》和《托育機構管理規范（試行）（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對托育機構的場所、設施、人員和從業資質等方面做出規定，并提出建立托育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黑名單制度，對虐童等行為實行零容忍，為托育機構發展指明了方向。

　　小機構

　　監控報警系統欠缺 招人遠比招生困難

　　下午3點，兩歲的大桐剛剛睡完午覺，從臥室跑到客廳里玩耍，那里有他最愛的長頸鹿滑梯。這個位于北五環外小區里的托育機構，如今已成為他最熟悉的地方之一。

　　“我們小區年輕人居多，他們工作壓力大，沒有太多時間在家帶孩子，完全交給長輩的話，又怕老人身體吃不消，就希望能有個地方幫著照看。”作為創辦人，林雅（化名）曾經面臨同樣的狀況。去年，她開始為兩歲多的女兒挑選托育機構，“周圍的幼兒園接納能力有限，寫字樓里的動輒每月上萬，何況離家遠，也不方便。”

　　最終，她把女兒送到小區里的一個家庭托育機構，但待了幾天，就發現那里條件簡陋，伙食也不好，更讓她難以接受的是，那里同時兼顧自住和托育，“早上送孩子過去時，男主人才剛起床，穿著秋褲在屋里走來走去。”

　　帶女兒離開后，林雅的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自己開一家！”今年2月，林雅在小區里偶然看到一套底層兩居室對外招租，果斷簽了合同，“客廳作為游戲活動室，主臥是讀繪本和睡覺的地方，次臥用來吃飯、做手工，外面還帶個小花園，可以放秋千，作為戶外活動場地。”

　　對林雅來說，做軟包、鋪地墊、裝新風、添置桌椅玩具等都算不上難事，真正讓她犯愁的還是資質問題，“經過打聽，發現不光注冊托育行不通，連注冊教育培訓都有限制。好在居委會只是讓我們提供了租房合同，檢查了消防條件，提醒我們不要擾民，并沒有給我們太多壓力。”

　　就這樣，林雅的托育機構在3月正式開業。“既有小時托、半日托，也有周托、月托，可以根據家長的需要來。以2歲到3歲的全日托為例，每月費用在3800元左右。”投入運營不久，林雅恍然意識到，招人遠比招生更困難，“只是印了百八十張傳單，在媽媽群里說了下，很快就有孩子陸續送來。可招幼師的時候，一個月都沒找到合適人選，好不容易招來，也很難留住。”

　　林雅沒想到，原本只是作為副業的托育機構，幾乎占據了自己所有的工作時間，“除了幼師以外，目前還有一個阿姨負責帶孩子，一個阿姨專職做飯，另外有位住樓上的媽媽在這里兼職，每天要從早上8點一直干到晚上10點。”

　　在林雅看來，《標準》的出臺固然是好事，但其中提到的保健員和保安員，短期內還很難實現，“除了人力成本的增加以外，招聘來源也成問題，希望政府能在資金和人才上提供更多支持。”而《規范》中要求的“監控報警系統確保24小時設防”，她認為有必要且有可能盡快落實，“對孩子和機構來說，都是一種保護，之前確實不夠重視，還有所欠缺。”

　　大機構

　　政策落地仍需時日 線上比線下更現實

　　相比起林雅而言，陳嵐（化名）的行動更早一步。五年前，懷著二寶的她四處為大寶找托班，“要么是家庭式的，往往不穩定，要么是幼兒園，年齡又不到。”考慮再三，陳嵐挺著大肚子踏上了創業之路。

　　“在工商注冊時才知道，壓根兒沒有托育這個門類可選，只能按教育培訓公司來登記。”2014年8月，陳嵐的第一家托育機構在東五環外開業，“除了早教以外，我們還提供1.5歲到3歲的日托，從而填補市場上在這方面的不足。”

　　短短三年多的時間，陳嵐創辦的機構開出五家分店，但資質不全帶來的隱憂一直縈繞在她的心頭，讓她深感疲憊，“不管是區里的消防，還是街道辦的文教科，隨時都可能來檢查，有時候甚至直接斷電，或者搬走教具，要求閉店。”陳嵐發現，不少處境相似的同行玩起了“貓捉老鼠”的游戲，但她不希望給老師和孩子帶來這種頻繁變動的體驗。最終，她不得不將四家分店先后關停，只留下最后一家作為大本營，“現在這個地方本身有幼兒園資質，由我們來運營，同時提供親子班、日托班和幼兒園，孩子有100個左右，日托占到將近一半。”

　　面對碩果僅存的基地，陳嵐不甘心降低標準，給主班老師開出1萬到2萬的月薪，從國際學校挖來那些本科以上教育水平、有海外留學經歷，同時有著相關經驗的高水平人才，而高投入帶來的收費標準也比肩國際學校，“日托每年16.8萬，還是有家長大老遠把孩子送過來，最遠的單程就有40公里，因為很多五環外的新建小區配套跟不上，針對3歲以下的托育機構更是稀缺。”

　　對于《標準》和《規范》的出臺，陳嵐坦言即使都能達到，也不能高興得太早，“從上海來看，去年4月底就公布了《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管理暫行辦法》和《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設置標準》，但直到今年1月，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信息管理平臺顯示，只有33家營利性托育機構通過有關部門審驗，獲得《依法開展托育服務告知書》，可見政策落地仍需時日，更何況現在還只是國家層面，下一步要對接到地方才行。”

　　眼下，陳嵐并不打算擴大線下機構的規模，轉而將精力投向了線上托育，“相比起一些中專學歷、沒有育兒經驗的幼師來說，一些社區里受過良好教育的全職媽媽反倒更適合參加培訓，她們可以利用家里的客廳，結合線上課程開展共享育兒，實現互助式托育，也期待國家能夠出臺這方面的政策支持，調動起潛在的人力資源和托育供給。”

　　建議

　　落地更應體現差異化 可鼓勵全職媽媽參與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很多托育機構其實都盼望著有章可循，《標準》和《規范》的出臺對于整個行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楊菊華表示，《標準》和《規范》中亮點頗多，例如，不僅對托育機構的人員配置給出明確要求，而且強調相關人員必須接受培訓，“從業人員的素質直接關系到托育服務的質量，在這方面，也需要有關部門的配合，確保培訓服務同步跟進，讓相關人員在專業性上有所提高。”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研究員蔣永萍也表示，相比起上海提出的幼兒人均建筑面積不低于8平方米、戶外人均建筑面積不低于6平方米來說，此次《標準》中給出的人均使用面積不低于3平方米、戶外人均面積不低于2平方米顯然更接地氣，“如果門檻過高，將會導致很大一部分潛在供給被擋在門外，托育需求沒辦法得到有效滿足。”

　　蔣永萍認為，此次《規范》中明確的黑名單制度也值得肯定，“在過去，有的從業者被開除后，換家機構又能繼續工作，今后‘零容忍’的態度將會對其有所約束，對其他人來說也是一種震懾。”在她看來，監控24小時全覆蓋恰恰也是落實這項制度的配套措施，“只有在技術層面加以完善，才能盡可能確保孩子的安全。”

　　考慮到國情復雜，楊菊華提出，《標準》和《規范》在具體落地實施中還應體現一定的差異化，“一刀切的話，很多機構會被一棍子打死，例如當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托育機構，如何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給這部分機構更多引導和幫助，也是下一步應當思考的問題。”

　　蔣永萍也談道，《標準》和《規范》可以更多體現對女性的關懷和支持，“例如，調動并鼓勵全職媽媽參與到托育服務中，既能補充供給上的短缺，又能幫助她們實現個人價值。另外，在托育機構的服務時間上，做好銜接工作，避免重蹈‘三點半’放學的尷尬局面，也能讓更多家長獲益。”

　　本報記者 宗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