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圖的方位八卦羅盤時鐘app

　　邵雍、程頤都是北宋時期乃至古代頗為著名的易學家，他們的易學著述《皇極經世書》《程氏易傳》分別是象數易學、義理易學的典范之作

　　邵雍、程頤都是北宋時期乃至古代頗為著名的易學家，他們的易學著述《皇極經世書》《程氏易傳》分別是象數易學、義理易學的典范之作。邵、程兩人交游論學甚密，但彼此卻“和而不同”，邵雍重“數”、程頤重“理”，并形成了以此為核心范疇的思想體系。可以說，邵雍、程頤盡管都是宋代易學、理學的奠基人，不過在易學詮釋、理學建構之理路上有很多不同之處。前賢時哲多注重對邵雍、程頤彼此的易學、哲學之分析、考察，鮮有對他們之間的易學詮釋及其思想進行比較分析、深入研究的，本文試對邵雍、程頤易學之間的異同進行比較分析，以此來分析兩人在易學、理學乃至思想體系上的異同，借此以對宋代圖數易學與性理易學之間的分別作以透析。

　　作為理學家的邵雍和程頤，對于《周易》體例還是易理的認識和解釋，其目的都在于建構新的儒學理論體系，而對于《周易》性質及體例的認識，是他們建構新理論體系的第一步。對于《周易》性質而言，他們都認為《周易》是“道”的體現，展現了宇宙自然和社會人生的變化之道。但由于邵雍受到北宋前中期圖書之學的影響，認為真正的易道存在于《周易》產生之前，亦即伏羲所畫的先天易。“先天”一詞，最早出現在《易傳·文言》:“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這里的“先天”是指在天之前的意思，邵雍所言的“先天”有二義，一是指伏羲畫卦，此源于晉人干寶。干寶說：“伏羲之易小成，先天也。”二是指自然而具，非人力所致。其詠《先天吟》曰：“先天事業有誰為，為者如何告者誰。”此兩義前者是說成易的時間，后者是說天然而成易的狀態。也就是說，邵雍先天象數學即是對伏羲由天然而畫的先天圖易學的思想研究。在邵雍看來，現傳于世的《周易》乃是文王之易，屬于后天易學，《觀物外篇》說：“先天之學，心也。后天之學八卦羅盤時鐘app，跡也。”后天之學是在伏羲先天易的基礎上推衍而成的八卦圖的方位。所以他獨辟蹊徑，把精力放在先天圖式的建構和闡釋上，試圖建立先天易學，以探討其所謂的易道。于是他以象數為工具，建構了一個先天象數學體系，以明易道。

　　邵雍易學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在陳摶、李之才等人象數學的基礎上，以乾、坤、坎、離為四正卦，由此推衍出一套圖式，并由此闡發易理，成為他注重象數易學的重要特征。朱熹在《答袁機仲書》中就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終始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

　　朱熹認為邵雍易學乃是先天、后學之易學的組合。認為乾八卦羅盤時鐘app、坤、坎、離四正卦的圖式乃伏羲所畫，為先天圖，稱其學為先天學，它代表形而上之本；而漢易中以坎、離、震、兌為四正卦的圖式，乃文王之易，是伏羲易的推衍，稱之為后天之學，屬于形而下之末。邵雍認為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孔子在文王之易的基礎上作傳，而這并非易學的根源，所以他推崇并著重研究先天之學，探討易學“向上根原”。由于邵雍認為先天學有卦無文，卻盡備天地萬物之理，邵雍為了表達先天易學，他作八卦和六十四卦次序圖，說明八卦的起源和六十四卦的形成次序。以加一倍法或一分為二法，解釋六十四卦數和卦象的形成，把奇偶二數的演變置于第一位，由此數學法則，進而演變出六十四卦。邵雍以此排斥了王弼易學“有生于無”之說，創立了以數學觀點解易的新流派，并稱天地萬物都是按八卦生成的次序演變出來的。這種解釋乃漢唐易學所未見，此說基本上拋棄了漢代經師以卦氣和象數解易的煩瑣解經形式。

　　邵雍的特點在于，將所作的八卦和六十四卦方位圖，來說明八卦和六十四卦所處的方位，并模擬宇宙萬物萬事的生成過程和存在結構。其中方圓合一圖是宇宙時間與空間的架構和模式，用來表示天地萬物和人類均處于此空間或模式中。其皇極經世圖，將卦氣說加以推衍，制成宇宙歷史年表，用來推算人類歷史的進程和宇宙歷史進程，此為其一大創造。將卦氣說中的陰陽消長法則加以推廣，用來解釋人類和宇宙變化的規律，并依據陰陽消長規律得出“天地終始”說。主張天地有毀滅、繼數，并以元八卦羅盤時鐘app、會、運、世來計算天地歷史。邵雍將歷史分為“皇、帝、王、霸”四個時期，認為現實的人類社會已盛極而衰，提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歷史退化論。邵雍借助圖數之學建構出一個自宇宙到人類社會的學說體系，實際上遠遠突破了《周易》的框架，突破了《系辭》《說卦》《雜卦》所言的宇宙體系和結構，也突破了以往學者所采用的宇宙模式，他所言的元、會、運、世等數據，也都不是《周易》中的天地之數、大衍之數，他的體系實質上是個全新的哲學體系。相比漢易象數之學，邵雍的象數之學不講陰陽災異和天人感應，但象數卻被哲理化了，尤其是數成為自然宇宙和人類社會演化的根源。與義理派易學相比，他對數的突出，其目的還是為了探尋其中的易理，進而找出有關人類社會治亂興衰的哲理。他將圖數學和理學進行了結合，形成“數理合一”的理論模式，由此直接奠定了他在理學史上的地位。

　　整體看來，邵雍先天象數易學是建立在神秘圖式之上的，同時也是借助此圖式以及數理邏輯的推衍來展現“道”的，此圖式較周敦頤的太極圖式更為詳細，思想體系更為精密。邵雍由對先天圖的認識，進而推演出關于宇宙時間和人類歷史演化的理論，這也是其易學觀的體現。由于邵雍的先天之學探討的是易之道，即宇宙萬物生成的根源問題，所以他把先天看成是體，后天為其用，所以先天之學為其易學的根本和核心。尤其邵雍關于宇宙的形成及其結構的論述，是對“漢唐以來以陰陽學說為中心的宇宙論的發展。此種宇宙論同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相比，著眼于層次和類屬關系，在古代哲學史上是少見的”。后來朱熹作《周易本義》繼承了他這一思想，并列邵雍所制易圖于卷首，認為：“讀伏羲之易八卦圖的方位，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哪里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說八個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伏羲之易有八卦之畫與八卦之象，沒有文字，“本意只是作卜筮用”，這種思想基本上是對邵雍先天易學的肯定和繼承。

　　與邵雍易學相比較而言，程頤所重視的是孔子易學，這屬于邵雍所言的后天易學。邵雍認為孔子易學屬于后天易學八卦圖的方位，且來自于伏羲易學，他曾在《觀物內篇》中說：“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在他看來，孔子贊易乃是對三皇事業的繼承和發揚，而非自己的創造。與邵雍不同的是，程頤認為孔子才是易道的真正確立者：

　　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無過差。

　　在程頤看來，孔子贊易，即為易作傳，并黜舊說《八索》。就在孔子贊易之后，易道始明，學者學易始無大過。所以程頤將孔子視為《周易》所含易理的真正發掘者。程頤肯定孔子易學、重視后天易學的重要性，與邵雍重視伏羲先天易學截然不同。由此也說明邵雍對伏羲所開創的象數易學的重視，而程頤對孔子所開創的義理易學的重視。也正是因為如此，邵雍不重卦爻辭之意的發掘，而認為《周易》乃是后天八卦，卦爻辭屬于后人的解說，未能真正表達卦和爻的自然之理，而卦爻辭解說之前的六十四卦象與數，才是易的真實面目，這種區分《周易》經傳的思想直接為后來的朱熹《周易本義》《易學啟蒙》等所繼承和推崇，奠定了邵雍先天易學在易學史上的突出地位。與邵雍不重視卦爻辭不同，程頤認為卦爻辭是孔子發明易理而為，只有借助它才可以明天地之理，明圣人之道。由此，邵雍重視卦爻象與數和程頤重視卦爻辭，其實也就表征著邵雍重視象數之學與程頤重視義理之學之間的旨趣差別。

　　由于邵雍屬于象數易學派，其所言的先天易就認為易由三部分組成：象、數、理。這里的象即是他所說的先天圖式和后天易的卦象，數是每一卦所表示的數，理則是象數中所蘊含的天地萬物之理。關于象、數、理三者的關系，邵雍認為：

　　象起于形，數起于質，名起于言，意起于用。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彰，言著彰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忘筌蹄，則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在邵雍看來，《周易》兼具象、數、辭、意，意蘊含于卦爻辭之中，而卦爻辭是來說明卦爻象的，卦爻象展現為數的形式，而數則是象、辭、意的根本，所謂“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彰，言彰則意顯”。邵雍認為宇宙中有了陰陽奇偶之數才有各種卦象，卦象是用來表現數的；有了卦爻象，就用了許多卦爻辭來講；卦爻辭說出來了，圣人之意就得以彰顯。象數就如同筌蹄，只是作為工具而用，真正的目的是為了彰顯圣人之意。如果舍棄了這個工具，圣人之意就得不到彰明，這其實是對王弼易學言、象、意關系認識的一種繼承，只是不過他加入了數的概念。就象與數而言，邵雍尤其注重對“數”的強調，這和仁宗時期圖書學派的重要代表劉牧重視數具有前后一脈相承性。在邵雍看來，數是根本，象是居于第二位的。如他所說：“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于神也。”認為只有數才會產生象，由象再生成器，即具體的事物。象與數不可分，共同來表現事物的特點。“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邵雍關于象、數、理的論證，突出了數的根本地位，由此也反映了他先天象數學注重數理邏輯的特點。

　　邵雍這種象數與義理關系的認識，無疑在肯定象、數的優先性并肯定“數本論”，自然遭到了主張“理本論”程頤的反對，他說：

　　《易》之義本起于數。謂義起于數則非也。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程頤對易之義起于數的觀點明確表示反對，而認為理才是象和數存在所以然和根本屬性，數乃象所生，而非邵雍所言的“數立則象生”，且象和數只不過是理的外在體現，理才具有本源性特征。在程頤看來，理是無形的，只有借助象與數以及表達象和數的卦辭才可以洞明天理，這樣就將“理”作為了象、數產生的內在根據，理因象、數而明，在思想理路上雖然和邵雍大體相似，但他以理取代了邵雍所言的數。與此同時，他也反對邵雍所言的數、象、辭具有依次生成的關系，而認為彼此之間的關系乃是“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即本質與現象為表里一體的關系，后朱熹繼承了程頤這個體用思想，并對程頤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作過解釋，其《答汪尚書》云：“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程頤認為就易學言，認為卦象和卦義之間，乃是體用不分的關系。卦爻象及其表現出來的數乃是卦爻義的表現形式，此自然不同于邵雍所言的派生關系。另一方面，程頤認為《周易》卦爻辭也是通過特定的喻象來說明易理，故讀易者可以“由辭以觀象”，這種觀點，展示了程頤解易理路：主張立足于《周易》的“辭”（卦爻辭），注重從卦爻辭的喻示中觀覽其“象”、領悟其“理”，從而把握“理”與“象”的體用之旨，徹底融會貫通《周易》義理的內在意蘊。所以程頤批判地繼承了王弼八卦羅盤時鐘app、邵雍的觀點，提出了“由辭以觀象”八卦羅盤時鐘app、“因象以明理”的解易原則。可見程頤并沒有否定借助象數來認識易理的方法，他只是反對邵雍提升“數”且將數視為象、言、意本源的觀點。程頤在借鑒了王弼、邵雍等人的思維方式，用“理”取代“數”并提升了“理”的地位，并認為“理”是易學之本體，他還將這種易學原則擴展到對宇宙萬物規律的認識中去，成為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而程頤借此所提出來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觀點，在易學史及理學史上尤其具有重要意義，成為后來學者遵循的基本原理之一。

　　由于邵雍、程頤之間易學原則及事物起源認識上的不同，所以程頤和邵雍雖時常論學，但是鮮有論及“數”：

　　所謂的程頤“未嘗一字及數”，表明他們在于宇宙本原的探討上，程頤不贊同邵雍的“數本論”，認為其學“猶空中樓閣”。陸游曾記載說：“康節（邵雍）欲以（易學）授伊川，程先生乃拒弗受。”另外，邵雍重視《周易》數學，其他所依據的經典主要是《易傳》之《系辭》《說卦》。如朱熹認為八卦次序圖，就是邵雍傳的先天之學，并稱這是伏羲之《易》。并斷言：“《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八卦圖的方位，先天圖（八卦次序橫圖和八卦方位圓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于此。”而邵雍“合一衍萬”的宇宙生成論，則是對《系辭上》關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思想的繼承和發揮。程頤反對圖書之學，其作《程氏易傳》不注與象、數有涉的《系辭》《說卦》《雜卦》三傳。

　　邵雍雖言數學，但也提到了“理”的問題，但其所言說的“理”，主要指的是“條理”、“規律”八卦羅盤時鐘app，還不具有本體的意義。盡管如此，這對理學的發展還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程頤評價邵雍易學就說：“邵堯夫數法出于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邵雍由“數”言“理”，將“數”看成是出于“理”又可明“理”的根本：“天下之數出于理，違乎理則入于術。世人以數而入于術八卦圖的方位，故失于理也。”他所說的數出于理，數可以明理的觀點，雖然和程頤的“有理則有數”、“有理而后有象”觀點相同，但是還是有差別，邵雍的“理”和程頤的“理”并不完全相同，邵雍的“理”主要指的是“條理”、“物理”，而程頤的“理”乃是“本然之理”“天理”。邵雍“天下之數出于理”，并不表示“理”先“數”后，“理”是第一位的、或“理本論”的結論，而是具有一體的關系，正如朱先生所言：“其所謂數是同理結合在一起的……天地之數即天地之理，理和數是統一的。”張其成先生在《中國數本論學派》一文由此說：“應該說邵雍是理數合一的本體論創立者，從數的角度看，其數是蘊涵天地萬物之理的‘數’，而不同于畢達哥拉斯的‘數本論’；從理的角度看，其理是用數表達的‘理’，是天地萬物生成變化之理，而不同于程朱理學的‘理本論’”。雖然，邵雍言數及理與程頤的言理及數有所不同，但是在思維方式上有很多相同之處，這無疑對程頤易學的認識和理學的建構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