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部活動大全時務文體名詞解釋文化是什么

　　2016年5月17日，習總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2016年5月17日，習總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2022年4月25日，在考察中國人民大學時又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哲學社會科學戰線牢記囑托，勇擔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學術使命，不懈攀登新時代學術高峰。在習總“5·17”重要講話發表七周年之際，本版從即將出版的2022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的65部成果中精選9部予以介紹，以饗讀者。

　　《文化強國的關鍵要素及其建設研究》是筆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的結題成果。從2013年課題正式立項，到榮幸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并于今年付梓出版，已是整整十年。十年之程，責任感、榮譽感與壓力始終同行。

　　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2012年，黨的進一步發出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偉大號召。在這一背景下，課題立項時，國內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研究已如火如荼。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有新的推進？在反復研磨的基礎上，我們將探討的主題聚焦于文化強國的關鍵要素，以期能夠進一步弄清楚到底哪些方面最有力地體現文化強國之“強”、關乎文化圖強之“路”，弄清楚如何有效推進這些方面的建設。《文化強國的關鍵要素及其建設研究》始終沿著“當代中國要建成文化強國必須切準哪些關鍵要素、如何推進這些關鍵要素的建設”這一核心論題而展開。

　　在成果中，我們努力揭明“關鍵之要”。文化強國的關鍵要素到底有哪些？這一問題的答案，蘊藏于生動的事實之中。沿著歷史之維時務文體名詞解釋、現實之維，在深入考察兩漢、唐、宋等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化盛世，深度剖析美、英、法等國家的基礎上，我們提出文化精神、文化能力、文化心態、文化形象是一國之為文化強國的關鍵要素；這些要素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在互動與共生中推動一個國家文化強國的實踐進程，表征文化強國“強”之所在。“關鍵要素”的提煉，是一個反復研讀、系統梳理、由繁索簡、細致考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以習總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為指導，研讀黨和國家關于文化建設的歷史文獻與新近政策，梳理、消化國內外相關經典文獻和最新學術研究成果；為更清晰地把握當今世界文化圖強的時代圖景，我們輯、譯了一定體量的反映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文化建設現狀與走勢的外文文獻，分析研判，去粗取精。縱、橫的歷史和國際比較研究，不僅有助于將對文化強國關鍵要素的歸納提煉奠定于可靠的歷史與現實基礎之上，也為進一步探索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的相關問題提供豐富的歷史養料，有助于展開更為清晰的時代與世界參照。

　　在成果中，我們努力闡析“支點之理”。即在理論、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中，闡明文化精神、文化能力、文化心態、文化形象及其建設對于文化強國所具有的獨特戰略支點意義。我們的基本觀點是：文化精神是一種文化體系所蘊含的基本的、起主導性作用的思想內容，指引著文化發展的趨向，彰顯著文化認同的引力，影響著文化創造的進程，既是一種文化體系發展高度、發展狀態的重要標志，又對一國之文化圖強具有精神引領意義。一個國家的文化能力，既是其文化發展的內在依據，也是其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一個文化能力貧困的國家，不可能在文化的制高點上欣賞氣象萬千；一個不注重文化能力涵養、厚植的國家，不可能長久保持文化上的榮光，不可能成為文化旅途上突起的新軍。世界文化格局、文化版圖的一切變化、調整，背后的根本因素即不同民族和國家文化能力的消長變化。文化心態既是社會發展現實包括文化發展現實在社會心理層面的呈現，又對社會發展包括文化發展產生著重要影響。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強國，一定鋪墊著支撐其文化高勢位的積極向上的文化心態。綜覽古今中外，蓋凡文化上的強盛之世，莫不與進取、開放、熱情、從容、自信等聯系在一起。一國是否成其為文化強國，既有賴于扎實的文化建設，又離不開有效的文化傳播、形象塑造；一個國家文化發展的高度等在世界范圍內受到廣泛認同，是其文化強國地位真正確立的重要體現；文化形象是國家形象最核心的內容。

　　在成果中，我們努力探尋“建強之路”。關鍵要素唯有真正建強，才能發揮關鍵要素的作用；與此同時，一國之文化精神、文化能力、文化心態、文化形象，都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存在，其形成發展、強化趨新，均有其現實境遇、獨特課題，不能空論。在對當代中國文化精神、能力、心態、形象建設的研究中，我們注重立足現實、把握關鍵議題，深入探討這些方面建設的關鍵環節、有效路徑。在對當代中國文化心態建設的研究中，突出關注自信、開放、日新等文化心態的建設問題，以求推動社會文化心態更加自尊自信、悅人悅己、理性平和、積極向上文化是什么。在對當代中國文化形象建設的研究中，提出應當“存特色”“彰新意”“倡共識”，樹立自信自立、生機蓬勃、開放包容的新時代中國文化形象。在對文化精神、能力、心態、形象建設專題分述的基礎上，我們還從整體上探討了以創新創造為主線、推進此四者同生共強的問題。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鮮明地書寫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所高高舉起的旗幟上，表達著全黨全民族的文化心志，感召著全民族的文化趨赴；是一個生動展開中的宏偉實踐，也是一個需要不斷深化研究的重大課題。任何已有的認識和成果都將是初步的，我們將圍繞這個重大課題持續探索、不懈努力。

　　一提到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人們的腦海中往往會出現連綿不絕的雪嶺、荒原、沙漠這樣的自然景觀。難以想象的是，早在史前時代，人類不僅已經踏上了這片高原，而且開始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與交往，開拓出最早的高原通道。

　　如所周知，“絲綢之路”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的一個概念，它的本義是指代漢代中國通向西方的一條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后來，這個概念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發生變化：在時間維度上，人們意識到事實上早在漢代以前，已經有了以中國中原地區為出發點的東西方交流，因而從漢代一直向前追溯到史前時代，也向后延續到漢唐宋元以后，將不同時代的東西方交流路線都納入其中；在地理空間上，突破狹義的陸上絲綢之路（也稱之為“沙漠絲綢之路”）空間范圍，提出更為北方的“草原絲綢之路”和南方以海上交通為主的“海上絲綢之路”，以及區域間形成的“西南絲綢之路”等不同概念。

　　然而迄今為止，國內外很少有人將中國西南地理空間上極為遼闊、地理位置上極其重要的青藏高原納入這個體系中來加以考慮。從青藏高原史前時代到大唐吐蕃時代，再到以后各個歷史時期，隨著考古領域的田野調查與發掘工作的不斷深入，有關青藏高原與外界交往、交流的物證也越來越多，許多重要的考古發現都與交通路線有關，甚至不少重要的考古發現都涉及唐代以來著名的國際線路的開鑿，中外高僧、使節、商人、軍隊各色人等在這些道路上往來等史實。

　　三十多年來，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支持下，我們深入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以堅忍不拔的工作意志和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這為本項目研究的開展提供了大量實物證據，奠定了堅實的研究基礎。

　　那么，應當如何評價和認識本成果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學術價值呢？其一，我們所要討論的“高原絲綢之路”的時代，并不僅僅局限在以絲綢貿易為主從而形成所謂“絲綢之路”的漢代，而是包括了從史前時始以來青藏高原地區與外部世界（包括外國與中國內地）交流往來的路線；其二，這些不同時代的交通路線既有主要干線，也包括若干重要支線，實際上已經形成一個交通網絡；其三，這些路線既有外向型的國際通道，可以直接通向今天的外域，又有內向型的通道，從而將這些通過青藏高原的國際通道和起點在中國內地、沿海的“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等連接在一起；其四，這些路線在歷史上所發揮的功能均不是單一性質的，它們與、軍事、經濟、宗教、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傳播都有著密切關系，往往都具有復合性的功能。

　　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考古發掘工作不斷給研究者提供新鮮的實物史料，國內外學術界對于絲綢之路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狹義的絲綢之路概念，而是將其大大地加以拓展。這不僅是學術視野的擴展，也是理論、方法上的進步。而人類在青藏高原的拓殖和交往、交流與交融從而形成的交通路網，更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

　　雖然青藏高原考古工作起步較晚，但近年來考古工作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從史前時代直到漢唐時代都出土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材料，其中既有和絲綢之路這個概念直接相關的大量漢晉、唐代的絲綢殘片；也有歐亞和海上貿易中常見的寶石、珠玉等裝飾品的組件；出土金銀器中有不少系仿制中亞地區波斯薩珊王朝和粟特系統的金銀器；還有最能體現歐亞草原文化色彩的大量裝飾在金銀器上的有翼神獸、大角動物、馬與騎手等紋飾圖案。在一些文獻記載的重要交通要道上，還發現了和唐代中印交通直接相關的唐代使節王玄策出使印度時所鐫刻的《大唐天竺使之銘》摩崖銘刻，更是提供了印證、補充、完善文獻史料所載漢唐絲綢之路的重要考古實物。

　　絲綢之路在雪域高原的延伸，不僅是人類拓殖這片號稱“世界屋脊”的歷史見證，更是高原各族人民的偉大創造，使之形成交匯于“一帶一路”上的重要節點，也成為青藏高原聯系祖國內地和周邊地區的重要紐帶。高原兒女通過這些交通路網，如同石榴籽一般與祖國緊緊相擁，從不分離，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自20世紀以來，學界關于中華法系的研究不絕于史，相關論著云涌風飛，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仔細爬梳百余年來的研究成果，其中難免有遺珠之憾、可商之論：中華法系是以律令為中心的法律系統嗎？“諸法合體”是中華法系的形式特征嗎？中華法系真是一套不具有確定性的“卡迪式”法律體系嗎？尤為緊要的是，法系研究注重的是法律內在的文化基因問題。

　　那么，是什么樣的文化基因使得中華法系變得“長壽”，如何將這樣的基因傳承到當代法律系統中來？要解答這些學術疑問，重新認識中華法系就顯得十分必要。對上述問題的反思也引領我們形成了一些新觀點：

　　第一，提出中華法系的淵源流變三段論。在時間范圍上，我們認為其主要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段：夏商西周的“禮·刑”時代。“禮”乃行為規范，“刑”為制裁手段，形成“出禮入刑”的施運模式。但違反何種禮受何種刑制裁，事先并無一一對應的規定，而是用“臨事制刑”的辦法解決，表現出罪刑非法定的特征。春秋戰國秦的“法·律”時代。面臨禮崩樂壞的時局，春秋戰國時將以前的“刑”修改發展成“刑書”，后來又演變為“法”，商鞅再改法為“律”。其進步之處在于對罪與刑作出對應的規定，出現了罪刑法定主義的傾向。當“法”“律”出現之后，原來的“禮”不再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而轉變為道德，形成法律與道德分而治之的模式，即所謂“棄禮任法”，并被統一后的秦朝推廣到全中國。漢朝到清末的“禮法”時代。這個時期，將曾經被拋棄的“禮”重新引入“法”中，實則開啟了法律與道德結合的進程。“禮”的精神、原則甚至相應的具文，都滲入法律之中。經兩漢的引禮入法，歷魏晉南北朝之禮法結合，到隋唐的禮法合一，形成“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中華法系至此得以定型。宋元明清相沿不改，直到清末仿行西法、修訂新律方始解體。

　　第二，提出中華法系以“和合”為總體特征。《說文》曰：“和，調也。”所有看似對立的事物都可以通過“和調”而彼此勾連，形成對立統一、共存發展的關系。“和合”是中華文化最重要的思維方式之一。中華法系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其創設運行也無不體現出這樣的思維特征：中華法系的體系構織不是單純的律令體系，而是以禮法為統率的“禮（儀）典體系”“律（令）典體系”與“習慣法體系”之間的“和合”；中華法系在國家制定法層面不是“諸法合體”的編纂模式，而是“律”與“令”“格”“式”“敕”“例”等的和而不同。律與其他各種法律形式，原本就沒有編在一起，談不上“合體”時務文體名詞解釋，而是通過刑的方式將彼此鏈接起來，形成“諸法和合”的有機法律系統；中華法系的罪刑關系不是“卡迪式”法所謂的沒有確定性。如果說夏商西周表現為單純的罪刑非法定主義，春秋戰國秦轉向了單純的罪刑法定主義，那么成熟之后的中華法系則是二者的和而不同時務文體名詞解釋。《晉書·刑法志》說：“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指主管官吏嚴格依照律令條文辦案，是罪刑法定的原則。“大臣釋滯”“人主權斷”則是比附類推的做法，是罪刑非法定的原則。兩種不同的法律原則以“和合”的態勢共存于一套法律系統之中。

　　第三，提出“仁”為中華法系的文化基因。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者愛人等理念，在傳統社會既是婦孺皆知的道德規范，又是身體力行的法律準則。傳統道德名目眾多，但可以用一個“仁”字來統攬。馮友蘭說：“惟仁亦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統攝諸德。”追根溯源時務文體名詞解釋，仁就是孟子所說的“仁，人心也”，指人內在的心智，也就是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古人名之“天理”“人情”“良知”，今人謂之常情、常理、常識。梁啟超認為仁是一種“同類意識”。將“仁”這種同類意識運用于人與人的關系上，你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就應該怎樣去對待別人，遂產生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人倫道德；將其運用到人與物的關系上，你希望自然萬物怎樣回報你，就應該怎樣去對待自然萬物，于是產生了“仁民愛物”“民胞物與”的自然道德。

　　先秦思想家慎到說：“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人倫道德或自然道德，都不過是人心的外化。而維護這些道德，就得有相應的法律制度。欲構建人倫秩序，就有了倫理法律制度；要維護自然秩序，就有了生態法律規范。或者說，只有根據這些道德要求來制定和實施的法律制度，才是符合人心的良法；反之則不然。中華法系的演變發展，正體現了這樣的思維邏輯和實踐邏輯。故簡而言之，“仁”就是中華法系的文化基因。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要求。值此時代之需，對中華法系的精神智慧、思想理念如何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進行深入探討，必將為完善中國特色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提供滋養，亦能為構建中華民族古今一貫的法治文脈注入歷史偉力。

　　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古本文獻的大發現，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震動了整個世界。它們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晶，也是絲路文明最寶貴的實物遺存。然而，這些珍貴的絲路文明遺存，多是以身首分離的狀態呈現在世人面前，亟待修復和綴合。《拼接絲路文明——敦煌殘卷綴合研究》正是第一部敦煌殘卷綴合研究的著作。本成果的創新和突出的學術建樹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藏經洞文獻的性質提出了新的觀點。藏經洞文獻的性質及藏經洞封閉的原因，長期以來困擾著海內外學術界，堪稱世紀之謎。本成果指出，莫高窟所在三界寺收藏佛經的場所有“經藏”與“故經處”之別，“經藏”就是三界寺的藏經處，而“故經處”則是用作修復材料的“古壞”的存放地，亦即后來的藏經洞。后唐長興五年（934年）左右，后來擔任敦煌都僧錄的三界寺僧人道真開始了大規模的佛經修復活動，很多敦煌寫卷中都留下了修復痕跡；藏經洞就是道真匯聚修復材料的“故經處”。那些經過修復配補成套的經本，“施入經藏供養”；剩余的復本及殘卷斷片，則留在“故經處”作為配補或修復材料備用，并最終成為我們見到的藏經洞文獻。藏經洞的封閉，則很可能與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復工作結束有關。我們通過對業已刊布的敦煌文獻的徹底全面調查，有力證明敦煌藏經洞文獻確實是來自“諸家函藏”的“古壞”，匯聚的目的是“修補頭尾”，即為拼接修復做準備。

　　第二，對敦煌殘卷綴合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闡述。根據對近百種共計32586號敦煌佛經寫本的統計，絕大多數佛經的可綴殘卷比例在25%以上，平均則達27.84%，數量巨大。這種“骨肉分離”的情況文化是什么，不但不利于寫卷的整理與研究，也嚴重干擾了殘卷的正確定名和斷代。正因如此，敦煌殘卷的綴合成了敦煌文獻整理研究“成敗利鈍之所關”的基礎工作之一。本成果還從恢復寫本原貌、確定殘卷名稱、確定殘卷版本、推斷殘卷時代、明確殘卷攸關方、明確殘卷屬性、分辨殘卷字體、判定殘卷真偽、破解藏經洞文獻之謎等九個方面對敦煌殘卷綴合的意義作了進一步的分析討論。

　　第三，提煉歸納了敦煌殘卷綴合的程序和方法。在前賢的綴合成果特別是本書作者綴合實踐基礎上，本成果提煉出了敦煌殘卷綴合的基本程序：首先在全面普查的基礎上，把內容相關的寫本匯聚在一起；其次把內容直接相連或相鄰的寫本匯聚在一起，因為內容相連或相鄰的殘卷為同一寫本割裂的可能性較大；最后再比較行款、書跡、紙張、正背面內容，以確定那些內容相連或相鄰的殘卷是否為同一寫本之割裂。接著，我們又從內容相鄰、碴口相合、字體相同、書風近似、抄手同一、持誦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類似、殘損相似、版本相同、裝幀相同十二個方面，對與殘卷綴合密切相關的關鍵要素舉例作了說明。

　　第四，發現了大批可綴合殘卷。我們在對世界范圍內業已刊布的敦煌文獻圖版全面調查搜集的基礎上，首先對其中近百部佛經作了窮盡性的定名、綴合、編目等工作，并在前賢綴合的基礎上，新發現可綴合殘卷達6499號，同時糾正了前人在定名、斷代及屬性、字體、真偽判定方面的大量疏失。如2019年7月14日，伍倫7號拍品《金剛經》殘卷以402.5萬元人民幣的高價成交，一時引起轟動。該卷為敦煌學家及文物鑒定專家周紹良舊藏，卷前有著名書畫家及文物鑒定家啟功題耑并鈐印。原卷卷軸裝，前缺尾全，存9紙181行，行間有非漢文夾注。敦煌學家方廣锠敘錄稱：“在3600多號敦煌遺書《金剛經》中，此種在漢文旁加注藏文本，唯此一件，可謂第一次漢藏文化大交流的又一見證，彌足珍貴。”作為行間有非漢文夾注“唯此一件”的孤本，又有這么多重量級學者經眼鑒定，其珍稀和重要性毋庸置疑。后來我們在普查時，發現此號前可與北大敦20號綴合，從而使這一海內孤本得以以更加完整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極大提升了它們的文獻和文物價值，而且也為絲路文明的交匯交融提供了鮮活的實物佐證。

　　第五，基本摸清了相關敦煌文獻的家底。在綴合工作正式展開之前，我們對所有已刊布敦煌文獻圖版作了窮盡性的調查和數字化，建立了數據庫，并給其中4000多號未定名殘卷作了定名，基本摸清了敦煌文獻的家底。本成果每種文獻下一般包括引言、新綴、簡目三部分文體部活動大全，其中的簡目就是為該文獻敦煌本的收藏及綴合情況所作的草目，這個草目是所收每種文獻目前為止最為全備的目錄，并且一般按存文內容先后及完整度排序，利用方便，對進一步的研究而言非常重要。

　　自2007年第一篇敦煌殘卷綴合的論文發表以來，我們已經在這個領域耕耘了十五個年頭，很多年輕教師和博士、碩士研究生先后加入我們的隊伍。通過全面的普查和類聚，摸清了家底，明確了敦煌文獻的性質，并有計劃按步驟對敦煌殘卷進行了系統的綴合。當看到原本“骨肉分離”的敦煌碎片殘卷經過我們的拼接最終“團圓”的時候，一種巨大成就感和喜悅感充盈心間，讓人激動不已。

　　任何一個轉型時代的新名詞新概念，都是探索那個特定時代歷史的敏感探測器。近代中國處于傳統向現代整體轉型的發軔期，由于中外文明互動的廣泛深入，新名詞新概念大量涌現、傳播并形成對社會文化變革的全面滲透，這已然成為當時格外突出的歷史現象。它們既生動反映了思想文化和社會經濟、的時代變遷，又影響和推動了這一變遷的歷史進程。因此，它們身上不僅承載著社會經濟、和文化轉型的綜合信息，也蘊含著極為豐厚復雜的歷史內涵，值得歷史學者加以整體把握、集中透視、個案考析和開掘。

　　《新名詞、新概念與近代中國》是筆者20余年來在這一領域開拓探索、長期積累、精心結撰的學術論著。上編“語詞與歷史：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文化史透視”，下編“概念與歷史：近代中國若干重要新概念的歷史考釋”。我們既重視宏觀把握，又用心微觀考析，縱橫交錯、凝為一體。

　　我們較早就自覺地將新名詞視為詞匯、概念和話語的結構性整體，在推進動態考察和系統認知近代中國不同歷史階段新名詞生成、傳播的情形與特點的基礎上，深入揭示了詞匯傳統的近代變革及其與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現代變遷的互動關系，嘗試對其思想史意義、現代性功能與影響等，進行了綜合探討和視角獨特的個案透視。

　　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及清末民初等不同時期究竟產生了哪些有影響的新名詞，其結構分布、傳播特征與時代關系如何？總體來看，學界仍缺乏清晰準確的概括。我們在學界現有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新的考察和總結，尤其強調和整體凸顯明清之際西學東漸過程中所形成的新名詞之特點及其在東亞互動交流中的持續流通。同時，從雙音節及以上詞匯大量出現、詞綴化構詞法自覺擴展、動補結構的造詞增多、動詞名詞化現象凸顯等方面，對近代漢語詞匯變革的內涵給予較為系統的論述，這為全面推進近代中國新名詞新概念的研究，打下了新的較為堅實的認知基礎。

　　《新名詞、新概念與近代中國》關于近代中國新名詞新概念的思想史意義和現代性功能的集中透視和宏觀分析，是學界有關探索的早期成果。書中將類似研究視為探索近代思想史書寫改革方式的突破口之一，從新名詞對近代中國思維方式變革多層面的微妙影響入手，立體揭示了其所具有的“一般思想史”意涵，并以“思想現代性”的有關認知為基礎，對其“現代性”思想功能加以闡發。我們認為，晚清民初新名詞涵帶“現代性”主要通過四種方式，即直接生動地反映現代性物質文明成果；直接具體地反映現代性制度設施及其成果；集中凝聚現代性核心價值觀念；廣泛反映現代性學科知識和成就。四類之間常彼此交叉滲透；其在實際運行、實現程度不同的“現代性”功能的時候，也是相互滲透、彼此互動的。

　　我們也十分重視近代日本漢字新名詞的引入歷程及其在中國現代漢語詞匯實現現代增量和轉化過程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并以康有為等人的有關認知和實踐為主要線索，聚焦甲午后日本新名詞特別是社會新名詞引入、傳播、運用、認同及其影響等問題，展開深度考察和討論，較為切實地呈現了清末民初新名詞實踐豐富的文化內涵。不僅如此，我們還以語法學、美學和植物學為例，對其所涉新名詞新概念早期傳入情形進行前人少做的學科史考索。

　　我們還較早就自覺秉承“概念史”的視野和方法，對近代中國一些具有重大影響和特殊意義的新概念進行深入細致的專題考察，包括具有全局性意義和影響的宏大概念“文明”“文化”和“現代化”；最能體現帝國主義侵略特權與近代中國國家持續抗爭的法律概念“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直接影響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文化通用語概念“國語”；以及對中國人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義、對現代衛生觀念的形成產生顯著影響的新概念“細菌”和“病毒”等。通過對新概念的形成發展、傳播使用的實證考釋，歷時性認證和共時性分析，多層面地揭示其與近代中國和社會文化變革不容忽視的歷史關聯。

　　本研究屬于跨學科性質，除了注重語言詞匯學與概念史方法的融匯、理論思考與實證考察的結合外，我們還注意吸收話語分析之長文體部活動大全，并自覺避免其偏頗之短；同時適度利用數據庫統計法，又自警其限度所在。或許，這些均不失為人文研究領域里的有益探索。

　　新名詞、新概念與近代中國，是一個內容豐富博大的歷史課題。我們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圍還較為有限，不少問題都有待日后和同道們繼續挖掘。而類型與層次不同的各種近代概念的歷史考察與釋解，更是方興未艾，有賴于后繼者去不斷追尋。

　　現代以來的藝術史學研究已有多年歷史，但其主流仍然是各個藝術門類史學的分門發展格局，如文學史學、美術史學、音樂史學、戲劇史學、舞蹈史學、電影史學等，缺少將這些門類藝術史學融通起來的跨門類藝術史學。《藝術史學要略》嘗試進行具有跨門類藝術史學特點的藝術史學開拓，探索藝術史學基本內涵和屬性，把握其研究對象、原理、研究方法和進路，呈現藝術史學實踐新探索，為學界同行進一步研究藝術史學提供基礎性研究框架。

　　本成果的主要內容和創新點在于對藝術史學原理、藝術史學方法與進路等藝術史學基本問題進行開拓性探討。涉及藝術史學的中西演變歷程，藝術史學的合法性原理、間性原理、通變性原理、科學性原理、思想性原理等，還就藝術史學的實證型方法以及范式型方法作了系統歸納和分析，將藝術史學原理論述與對于改革開放初期現實主義和藝術形式的藝術史學書寫實踐結合起來，最后從中國古典文心論傳統出發就藝術史學提出新見解。

　　藝術史學是藝術史學科的分支學科之一，是通過研究各藝術門類史編撰歷程而對藝術史本身進行研究的學科。它主要是一門人文學科，同時也可容納或借鑒來自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其對象是各藝術門類史編撰所反映的人類藝術史書寫行為的一般規律及其所據以進行的史學基礎、史學方法和史學境界等問題。

　　這一學科在西方發生和發展的背后動力與歐洲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戰略有密切關系。而中國古代有著自身獨特的史學傳統包括藝術史學傳統，這種獨特的史學傳統建立在中國獨特的學術傳統之上。有關中國藝術門類史著述在清末民初接連出現，是出于新興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授課需要。藝術史教材所依托的基本歷史觀并非中國古代歷史觀的自動延續，也非西方歷史觀的簡單照搬，而體現出帶有中西融合特點的現代跨文化交融歷史觀的態勢。中國藝術史書寫行為在深層次上與現代風起云涌的中華民族精神自覺及其傳統重構需要等動因密切相關。書寫中國藝術史的行為歸根到底是在新的現代世界史框架中重建中華民族自我的話語實踐的一部分。

　　藝術史學原理，包括藝術史學的合法性原理、間性原理、通變性原理、科學性原理、思想性原理等。藝術史學的合法性原理體現在，從藝術學理論作為一級學科而獨立于各個藝術門類學科時起，藝術史及藝術史學就在藝術學學科門類制度中自動地獲得了合法性的學科家園。藝術史學間性原理是指各藝術門類史之間既集束而又保持各自獨立性的相互關聯狀態。藝術史學通變性原理是指基于史學觀念的藝術史學可以揭示藝術現象的通曉變化之理的觀念。藝術史學科學性原理是指通過自然科學式思維方式可以讓藝術史學成為人類科學性知識的設定。藝術史學思想性原理是指藝術史是一種依據對藝術史實的搜集和考辨而產生新思想的學問領域。

　　藝術史學方法是藝術史研究的手段或路徑，主要有兩種方法形態：一種是藝術史學的實證型方法，即力求確證的藝術史研究方法，包括史料學方法、文獻學方法、考古學方法和數據學方法；另一種是藝術史學的范式型方法，即運用特定學科的理論模式去研究藝術史現象的方式，包括藝術史風格及形式分析范式、藝術史時代精神分析范式、藝術史社會語境分析范式、藝術史深層結構分析范式。

　　在上述藝術史學原理和藝術史學方法與藝術史學實踐之間的結合上，不妨以改革開放時代初期現實主義和藝術形式為案例而進行嘗試，以此證明跨門類藝術史學研究不只是理論設想，而更具有實踐意義和具體可操作性。

　　可以從中國傳統出發把藝術史學規定為文心在世之象的傳世之學，據此建立中國藝術史學的系統理論框架。按照中國的文、文心及史家之心等傳統，藝術品應是文心之象在世的符號形式，即藝術品是文心在世之象，是融合天文、地文和人文的文心在世的可感的符號化形式。而藝術史作為藝術史家關于文心在世之象的傳世的言說，就是關于文心在世之象的傳世之“跡”的言說，也即記錄下文心在世之象的傳世軌跡。由此看，藝術史學就是關于文心在世之象的傳世言說的反思之學，即藝術史學是文心在世之象的傳世之學。這樣，藝術史學的核心在于揭示文心在世之象的傳世言說的奧秘。這樣的新認識可以為中國特色藝術史學學科構建提供新的基礎。

　　本成果以有關藝術史學基本問題的研究結論表明，藝術史和藝術史學發展對于藝術學學科門類發展具有顯著的基礎性價值，可以為藝術理論、藝術批評及各門類藝術學研究提供來自史學界的有力支持，還可以激勵藝術學同行自信地開展藝術學研究，以及召喚年輕藝術學人充滿熱情地繼續開拓中國藝術史學。

　　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研究在學術界已延續多年，成果也比較豐富，但如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這樣有影響的論著還不多，突破性的成果更為罕見。個中原因很多，其中最為重要的或許還是兩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小說觀念的偏狹及由此引發的對小說文本的遮蔽。我們對于“小說”、對于“敘事”，持有的仍然是20世紀以來經西學改造的觀念，故小說文體研究要得到發展，觀念的開放、文本的完善和史料的輯錄仍然是居于前列的重要問題。

　　《中國古代小說文體史》以小說文體為研究對象，以近百萬字的篇幅探討了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的發展歷程，涉及的文體內涵主要有“文體觀念”“文體形態”“敘述模式”和“語體特性”等方面。全書對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的整體狀況及各種文體類型的起源、發展和演變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探討其演進的內在規律，深化了對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發展演變及其規律的認識。

　　本成果共分六編，“總論”從宏觀角度論述了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研究的若干核心問題，如小說的內涵與界域、小說文體觀念的古今演變、古代小說的敘事傳統、古代小說“圖文評”結合的文本形態等，以此作為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文體史的理論基礎。第二編至第六編以小說文體的歷史流變線索為經，以流變過程中重要的文體現象為緯，采用點面結合的方式，探索了從先秦兩漢到晚清民初中國小說文體的發展歷程。

　　在這里，我們既宏觀梳理了古代小說文體的流變歷史，又分別厘清了古代小說四種基本體式各自的演變進程。在《“小說家”的文本與文體》一章中，我們深入考察了《漢書·藝文志》所述“小說家”的立意及其文本，進而考訂了“小說”的文類屬性與文體特征。對于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的“終結”，我們則以《傳統小說文體的終結與轉化》這一加長版的章節作出詳細而充分的討論。

　　本成果對古代小說文體發展過程中的不少核心概念和命題，作出了有益探索。如“小說”概念的界定，認為從先秦兩漢到明清時期，“小說”概念的內涵經歷了明顯的演化過程，其指稱對象錯綜復雜，包括“小道”“野史傳說”“表演伎藝”“虛構的敘事散文”和“通俗的敘事文體統稱”五個方面。這五個方面大體呈現歷時態關系，體現出小說文體自身的演化進程；但又處于共時態關系，各種意義的內涵同時并存。

　　在對古代小說四種文體的研究中，對筆記體小說的“額外”關注和大幅度擴大篇幅或許是本成果的一大特色，也是本成果所要呈現的獨特價值。我們一方面在研究觀念上深入梳理“敘事”在中國古代的實際內涵，打破傳統視敘事為“講故事”的認識，強調敘事在中國古代的多元屬性；同時依據傳統目錄學對小說的分類，加大了“筆記體小說”在古代小說文體史研究中的分量。而在研究內涵上，筆記體小說更是我們撰寫小說文體史時最為關注和傾力研究的對象。這不僅是有意識地“反撥”以往的研究格局，更是出于對中國古代筆記體小說的“尊重”和還原中國古代小說文體史的實際狀態。

　　當然，我們的研究還存在若干不足，如成果仍主要集中在筆記體與章回體兩端，傳奇體與話本體相對較弱；對域外小說的研究現狀了解得還不夠深入，沒有充分掌握域外同行對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研究的具體情況。在后續的研究中，我們將切實加強這兩方面的工作。

　　此成果是“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研究書系”三部曲之一。2011年，“中國小說文體發展史”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2019年通過結項審核，再經近兩年的修訂，書系終于在2021年陸續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這前后恰好十年，經過十年之“辛苦”，我們完成了《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增訂本）、《中國古代小說文體史》和《中國古代小說文體史料系年輯錄》，三書合計兩百余萬字。書系的出版是我們十年努力的一份答卷，期待學界同行批評指正。

　　宗教美術考古在世界學術界是顯學，這個領域產生了許多重要理論成果和名家。中國有數千個宗教美術遺存，敘事生動，造型豐富，并且文脈沿革的連貫性極強。可以說，從完整性層面上認識這個大樣本應當是中國宗教美術考古在體系建構上的一個邏輯起點。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選擇儒、釋、道三種主要美術類型，力求完整收集新中國成立以來70余年間的所有宗教美術考古報告，在此基礎上建構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

　　寫作過程中，材料與理論的平衡一直是一個挑戰。我們選擇以窮盡性的方式來梳理考古材料，設計盡可能大的材料結構和理論結構，并落實兩個結構之間的轉化。事實上，在實際操作中，盡管對考古信息的梳理不可能做到窮盡，但窮盡性的態度應當明確。海量的基礎性工作隨之而來，其中，指標體系的設計就是一個反反復復的過程。為此，編年史體例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時務文體名詞解釋，我們也因此專門設計了關注度體系和全覆蓋的年表，盡可能多地保留并呈現考古信息。經過多年努力，我們終于完成了這一體系比較完整的書稿。

　　第一，要求材料全覆蓋的理論體系。一是以編年史體例建立信息全覆蓋體系。編年史的體例特征是全面收集和呈現信息，從而避免了一些小型遺存信息的遺漏文體部活動大全。以往，文獻領域編年史運用多，美術考古領域的編年史則比較少，甚至缺乏。比如，墓室壁畫是學術界耳熟能詳的美術現象，但完整的編年史材料始終缺乏，而本成果運用編年史體例做到了全覆蓋。二是以考古報告指標確定考古材料邊界。百年考古歷程，考古材料已是體量巨大，由此常常邊界不清晰。我們建立了考古報告指標體系，可以保證邊界清晰，完整呈現。三是以關注度指標群提高信息有效性。在大數據語境下，考古材料獲得量化優勢，但也容易流于為數據而數據，數據的有效性降低，邊際效應日益突出。本成果建立關注度指標群，強調針對性分析，提高有效量化。

　　第二，首次制作全覆蓋年表和關注度體系。一是制作考古報告年表體系，將這一時期公開發表的三類美術考古報告信息全部收集，這是目前中國第一份完整的考古報告年表。二是制作考古評論年表體系，將這一時期公開發表的三類美術考古報告所產生的評論信息全部收集，這是目前中國第一份完整的考古評論年表。三是制作宏觀及微觀關注度指標群。比如，以美術考古類型、發展階段、地域分布等指標展開統計，獲得一些對應的新發現、新認識。又比如，精心設計統計研究文獻數量分布表、研究內容分布表、研究者分布表等指標群，提高信息有效性，獲得研究新空間。

　　第三，特殊領域的創新與價值。一是考古評論的學者群與地區分布。這方面研究幾乎沒有系統成果，本成果從關注度出發，劃分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西南地區等四個地區，從學者群維度考察考古報告產生的影響，并因此判斷各地域的研究水準。二是海洋考古與宗教美術的學術考察。這是一個學術界近期關注的領域，我們按遠洋材料、近海材料和沿岸材料三個類型予以系統化，從而獲得創新路徑。三是考古報告與文化遺存保護的關聯性。我們明確文化遺產對美術考古的依賴，但努力從關注度分析路徑出發，降低依賴性，以二次考古減輕遺存保護壓力。同時，考古材料是世界學術界通行材料，本成果強調中國宗教美術考古成果的豐富性和獨特性，促進中國學術進入世界前沿。

　　二十年前，我們團隊在上海大學藝術研究院起步，出版《中國墓室繪畫研究》，制作了第一份完整的“中國墓室繪畫年表”；出版《中國宗教美術史料輯要》，編撰了第一份中國宗教美術文獻匯編。十年前，我們團隊在東南大學藝術學院繼續努力，先后編寫“漢墓壁畫年表”和“中國墓室壁畫遺存年表”，以及“中國宗教美術考古報告年表”和“中國宗教美術評論年表”。

　　我們期待更多同仁協同努力，補齊史前美術考古、建筑美術考古等其他類型，以完整的考古鏈來描述中華文明史，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講好中國故事文體部活動大全，助推中華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

　　互聯網深刻改變了人類歷史發展進程，其根源是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即新的傳播模式——互聯網群聚傳播的出現。互聯網中，一切傳播皆因“聚”而來，也因下一次“聚”的發生而階段性結束上一次“聚”所引發的傳播。這種短暫而接連不斷的集合行為表明，群聚傳播是原本非常態的社會集合行為在互聯網傳播中的常態化，是時間碎片化與空間疊加且加速流動的信息現代性張力的體現，是關系的、情感的、敘事的和再分配的。這不僅帶來了群體聚集從傳統的身體聚集轉向互聯網上的注意力聚合，群體傳染從接觸性傳染轉為無接觸傳染，群體暗示從現實情境轉為符號情境，也誘發了、經濟、文化、社會結構等多方面的總體性社會變遷，因而成為理解時代變革的重要切口。

　　“群聚”即群體聚集。互聯網中的“群體”是原本分散但又能因事迅速聚集的離散性多元主體的暫時性群集。這些匿名主體自發地聚集在開放的互聯網中，圍繞社會議題形成聚集性傳播，并由此發生碰撞、形成交互，進而帶來主體關系、敘事文本、社會情緒等的聚集。這種聚集行為是全民性的和常態化的文體部活動大全，能夠產生強大的傳播能量，為社會帶來了活力與風險并存的局面。新的社交場景、社交方式和信息生產與交換方式擴展了主體性的動力機制，并催生出新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一定程度上推動時代精神的迭代更新與社會結構的嬗變；信息體量的暴增造成了信源的不確定性、匿名性和無序性，群聚行為中不可避免的感染性和盲從性隱含著情感情緒的移情、共情和爆發力，導致社會的發酵和反轉，給微觀層面的個體認知與宏觀層面的社會治理帶來挑戰。

　　如此一來，一個新的問題又擺在了我們面前：“群聚傳播”這一徹底變革了人類社會進程的信息傳播模式，究竟因何而生？又有何影響？

　　群聚傳播模式乃是現代性的加速邏輯在互聯網時代的具體呈現。數字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帶來了內在的時間加速與空間流動，推動人類社會從工業現代化不斷向信息現代化邁進。其構建的全球互聯網重新規制了現代生產與交往的方式，也重塑了信息社會的現代性價值。非線性、不連續、彈性化的媒介時間結構，為主體實踐創造了空間，并改變著其時間體驗與經驗建構。

　　全民性、常態化、加速性的群聚賦予互聯網傳播新的內涵，進一步擴展了互聯網傳播的實踐維度，其內含的信息現代性視角為傳播格局帶來新的解釋力，更深入信息傳播引發的生產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社會結構的變遷過程，以及這些轉變帶來的文化觀念與價值理念的變遷 中。

　　群聚傳播理論的提出為認識互聯網傳播的本質和新媒介社會打開了新的視野，也為互聯網時代的社會治理工作提出了學理依據。值《互聯網群聚傳播》問世之際，我們以為，群聚傳播理論的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值值得再次重申。

　　總體而言，群聚傳播既是互聯網的生命力所在，又是給社會秩序、社會管理乃至社會發展帶來巨大困擾的不確定因素。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互聯網使得個體通過新的媒介技術創造新的文化模式，釋放了主體間差異的巨大力量，帶來了隱喻和互文性、指涉性極強的場域；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互聯網能夠最大程度地激發作為傳播主體的人的潛能，建立新型社會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改變整個社會的運行方式；作為一種經濟平臺，互聯網通過建立新型的物質交換和信息交換關系，帶來共享經濟模式，拓展了社會資源配置途徑，參與社會結構的再生產。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在日常生產生活中的應用，圍繞技術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未來形態將衍生出大量新問題，在激發對媒介技術研究熱情的同時，群聚傳播聚焦主體的認知視角，或許能明確以傳播主體為核心的研究旨意，探討新媒介環境下人與社會的整體性變遷，直指信息現代性的悖論，接近互聯網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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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3日上午，由中國國家地理、中國藏學出版社、雅昌文化集團聯合主辦的《喜馬拉雅——山水人文的影像探尋》（以下簡稱《喜馬拉雅》）新書發布會在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舉行。[詳細]

　　近日，由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組織編纂的《走進青海歷史文化叢書》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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