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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寫出一篇具有吸引力、獨特性、讀者愛讀愛看的通訊稿？顯然，僅知道五個W原則是遠遠不夠的

　　如何寫出一篇具有吸引力、獨特性、讀者愛讀愛看的通訊稿？顯然，僅知道五個W原則是遠遠不夠的。在此，筆者介紹一種“散文式新聞”的寫法，以期對諸位通訊員有所啟發(fā)和幫助。

　　其撰寫的一篇“破格”的訃聞《金山追悼會在京舉行》摘取了1982年中國第四屆好新聞一等獎的桂冠。這篇使讀者潸然淚下、也令新聞界同仁拍案贊嘆的會議新聞，使她在新聞界名噪一時。之后她又以《全國優(yōu)秀新聞工作者表彰大會在京開幕》等會議新聞接二連三在全國獲獎。

　　她的作品被新聞界認可的同時，也得到了當事人或家屬的認可：《沈從文告別親友讀者》讓文化部部長王蒙感動；《水晶球的折光——電影〈芙蓉鎮(zhèn)〉獲獎及其他》讓導演謝晉感慨；《向著名記者子岡告別》得到子岡子女的認同，《一代名醫(yī)張孝騫》被錢學森推薦……以至于一些名人，生前就向她預約：“今后我去世了，請您來寫我的追悼會，好嗎？”

　　魯迅曾經(jīng)說過：“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無妨。”用散文形式來寫新聞，當然也可以形式靈活多樣，特色各具千秋。那么，散 文式新聞有什么特點呢？概括起來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方面。

　　一是內(nèi)在的本質(zhì)。散文式新聞往往是抓住一個問題、一條經(jīng)驗、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側(cè)面，用形象的手法來加以表現(xiàn)，這樣寫出來的新聞，才能有散文的味道。

　　二是生動的細節(jié)。散文往往用細節(jié)來表現(xiàn)人物或事件，寫散文式新聞也借鑒了這一點，在細節(jié)上做文章，用細節(jié)展現(xiàn)一種意境。

　　三是深刻的議論。散文式新聞不僅僅局限于用事實說話，還常常通過各種事實，發(fā)表深刻的議論。但這種議論應當是精辟的、切中要害的，不是不著邊際的泛議。

　　四是新穎的文采。散文式新聞從語言文字和表現(xiàn)形式來看，應該是新穎的、美麗的、多彩的。有些新聞往往語言呆板、枯燥無味，散文式新聞語言優(yōu)美，生動活潑，時而敘述，時而抒情，時而議論，時而描寫，具有較強的藝術(shù)魅力。

　　散文式新聞的明顯特點是：段落松散與節(jié)奏明快，行文流暢自然、生動活潑，而又寓意深刻。它同樣需要符合“用事實說話”的新聞報道原則。

　　散文式新聞作品對語言要求很高，應該比小說多幾分雕飾，比詩歌多幾分清淡，簡潔而瀟灑，樸素而優(yōu)美。可說介乎濃妝與淡抹之間，即用簡約的文字表達豐富的內(nèi)容，以小的篇幅給人以大的信息量。散文式新聞作品文字優(yōu)美，情景交融，它是一篇新聞，卻有詩的語言；它在敘述事實，卻揉合著深情。能使受眾加深印象，難以忘懷，能激發(fā)受眾情感，打動受眾心弦。

　　散文式新聞是吸收了散文與新聞的優(yōu)勢而形成的一種新聞體裁。說它是新聞，是因為它所反映的內(nèi)容必須是客觀真實的，不能有半點的夸張，不能有絲毫的“合理想象”和“主觀發(fā)揮”，而且要有時效性。說它是散文式新聞，是因為它的表現(xiàn)手法比較松散、自由，不那么規(guī)格，實際上是用散文的筆法寫新聞，把新聞寫得生動活潑，清新明快，富有文采。其結(jié)構(gòu)特點如下：

　　其次語文五種文體，在第二段進一步具體闡述導語中的這個重要部分，形成支持，不至于使受眾在接受時形成心理落差。因而，第二段實際上是一個過渡性段落。

　　有些新聞事實本身有些抽象枯燥，但郭玲春卻能從普通事實中提煉出新的意境。全國優(yōu)秀新聞工作者表彰大會在北京開幕，議程無非是領(lǐng)導做報告，宣讀賀電，老實說，實在寫不出什么新意；而郭玲春筆下卻出現(xiàn)了新穎奇異的構(gòu)思：

　　一：“以新聞報道為己任的三百五十余名記者、編輯、播音員，今天成為被報道的新聞人物。這些常年活躍于社會各階層，反映人民群眾的成就、愿望和呼聲的新聞群英薈萃北京，參加建國三十五年來首次舉行的全國優(yōu)秀新聞工作者表彰大會。”

　　這條消息的導語寫作，確實出手不凡，構(gòu)思奇巧，發(fā)人沉思。尤其是“今天”這個確切的時間詞語構(gòu)思得極妙。它既是與“過去”相呼應的對比，又是發(fā)電稿的時效表述，可謂一語雙關(guān)，寓意深長。

　　與“新聞人物”這個詞無緣的新聞記者，而今受到黨和人民的表彰，自己成為新聞人物，這是事物發(fā)展的一個本質(zhì)變化，是一個觀念的變化，再也沒有比抓住這個特點來寫導語更能和這樣一個表彰大會相稱的了。導語接下來的兩句，更深一層地道出了這次表彰大會的特色，突出了新聞工作者的特質(zhì)文體用品與科技官網(wǎng)。整段導語既包含了消息必備的要素，又擺脫了通常的八股格式。

　　二：“在全國有影響的刊物《人民文學》，今天下午慶祝創(chuàng)刊三十五周年時，既暢談成績，又把它在三個時期所經(jīng)歷的曲折與失誤，公之于眾。主編王蒙說：‘我們只想說明，國運興，文運也興。刊物的命運是和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的。’這聲音回蕩著歷史感。”

　　昨天與今天的對比，國運與文運的關(guān)系，記者把事實升華為一種令人思辯的哲理。導語緊緊抓住這一點，新聞的思想提高了，主題深化了，新聞具有了生命。

　　三：“沒有人為他主持這最后的儀式，也沒有人為他致悼詞，只有他的家人，他親近的朋友和，今天在八寶山公墓一個樸素的靈堂里，向他——中國著名的文學家沈從文先生告別。……人們將一株月季放在他的身邊，淡淡的色彩和一縷清香文體用品與科技官網(wǎng)，正如他令人懷念的一生。

　　不再做更多的評價了，當時許多大報在一版全文發(fā)表了這條消息，有的報紙還將以上這段導語的一部分作為副標題，足見編輯們看了這叩人心扉的文字后拍案叫絕的神情。

　　這些導語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們沒有一條是不可理解的，同時又沒有一條不是創(chuàng)新的，在可理解性和獨創(chuàng)性之間，郭玲春執(zhí)著地追求它們組合的最佳化，用豐富多采的審美旨趣開拓報道空間，借變化多樣的手法傳達信息，顯示出一個進入成熟階段的記者的豐厚功底。

　　由于郭玲春數(shù)次以會議新聞獲全國好新聞獎，同行們都戲稱她為“會議記者”，而他自己也聲稱，作會議記者是她的自愿行為。

　　郭玲春的會議報道范圍很廣，有展覽會、頒獎會、座談會、紀念會語文有哪六大體裁、新聞發(fā)布會語文五種文體、追悼會、慶功會……報道的會議也有大有小，小到幾個人參加的小型討論會記敘文的文體是什么，大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這大大小小的會議報道中，郭玲春憑借自己深厚的文學功底和孜孜不倦、探索創(chuàng)新的精神文體用品與科技官網(wǎng)，在寫作中形成了與眾不同的風格，打破了以往“新華體”的會議報道模式，開辟了一條別具一格的會議新聞寫作的新途徑。

　　郭玲春會議新聞的另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有文學味道，富于感情。她新穎的寫法給新聞寫作帶來了一股春風。郭玲春很善于把“我”寫進新聞里，常常在新聞里“不加掩飾地表露自己的傾向”。“我”的登堂入室增加了新聞的文學味道，嵌入了散文的特征。

　　郭玲春雖被稱為“會議記者”，但她也寫了許多通訊、特寫、評點、隨筆等文章，而且形式與內(nèi)容和諧一致，寫得有聲有色。她的《郭玲春新聞作品選》，出版后洛陽紙貴，一書難求，這在新聞類作品中十分罕見。

　　郭玲春的成功更在于她一次次突破自我。郭玲春自己曾有個比喻：我們就像春蠶吐絲，作繭自縛，而我們現(xiàn)在要走的第一步是掙脫它，就是解放自己。她自己正是在前進的路上一次次地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一次次超越自我，使自己緊跟時代的步伐。

　　曾以《縣委的榜樣——焦裕祿》等新聞名篇享譽全國的一代名記、前新華社社長穆青，生前對“散文式新聞”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我看郭玲春寫得不錯嘛，為什么我們總是板著面孔寫稿呢?”他進一步闡述說：“我們的新聞報道的形式和結(jié)構(gòu)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潑的散文形式，改變那種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寫法。只有在這方面有所創(chuàng)造有所突破，也許才能真正對八股式的新聞作點改革。”

　　郭玲春常說，最大的羈絆是自己，是否敢去碰撞？還是像蠶兒一樣，將身子緊緊裹在自己織的繭里？真正的突破，是突破自我。郭玲春把自己的創(chuàng)新比作吐絲筑繭的蠶語文五種文體，“當你咬破了身上的繭，外面的天地是何等開闊！”

　　在事業(yè)上奮斗的，有兩種人，一種人是步步遵循前人，將事情做到淋漓盡致，這是事業(yè)的匠人：另一種人，不僅繼承前人的經(jīng)驗，而且善于發(fā)現(xiàn)，有所創(chuàng)造，打破前人的窠臼。郭玲春，就是第二種人。

　　幾百字的新聞，卻如一部微型電影：開頭是攝影式特寫，用挽聯(lián)概括逝者的一生：“雷電、鋼鐵、風暴、夜歌，傳出九竅丹心，晚春蠶老絲難盡；黨業(yè)、民功、講壇、藝苑，染成三千白發(fā)，孺子牛已汗未消”，再層層推進，到逝者的作品、生平，直至縱深到全景。吊唁者名單放在最后，打破常規(guī)。

　　這條新聞下筆先聲奪人，切入角度新穎記敘文的文體是什么，語言自由灑脫、文風清新別致，有場景的描繪，有情感的交融。它獲得1982年全國好新聞獎，也是獲獎的唯一會議新聞。新聞的作者叫郭玲春語文有哪六大體裁。

　　郭玲春的消息總是力求突破，不被模式所束縛，她把文學的寫作方式揉進會議報道中，使會議報道更加靈活記敘文的文體是什么。《瓊島呼喚作家藝術(shù)家》雖然只是一個新聞發(fā)布會的報道，卻融入了散文的氣息，文章明快清新，同時也襯托出新聞本身的真實與淳樸。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成立》的消息中，作者則當起了導游，她一一向讀者介紹館中的布局、藏書等情況，行文中比喻等手法的應用，使整篇文章渾然一體，讓讀者閱后回味無窮。《全國優(yōu)秀新聞工作者表彰大會在京開幕》的新聞也擺脫了以往的固定框架，有一股新意在里面。

　　改革開放之初，郭玲春以鮮明的個性趟出一條寫新聞的新路徑。“新華社記者郭玲春”幾乎不是指代一個具體的人名，而是新華社一塊金字招牌。

　　會議新聞，好寫，又不好寫。拿到會議主辦方發(fā)給自己的材料，把每個人的發(fā)言擇其要羅列上來，一篇會議新聞就可以交稿了。“精明”點的記者，甚至連會議現(xiàn)場也不去。郭玲春說：這樣寫，記者是輕松了，可是讀者卻乏味了。記者寫的稿件，如果連自己也不想看第二遍，讀者愿意看嗎？

　　郭玲春寫新聞稿，哪怕只是一條最普通的消息，里面也會有人物背景、有情節(jié)、有細節(jié)。動手寫之前，她一定做到：會議事先看資料、演出事先看彩排，追悼會事先看唁電……在郭玲春這里，有一道“預采訪”的過程。

　　她說：“我動用了并不富裕的積蓄，包括淺淺的人生經(jīng)驗和文學儲存。在看似轟轟烈烈或冷冷清清的會議上，常常故作輕松，實則全身警戒，我捕捉著每一句發(fā)言，乃至每一聲感嘆。我觀察大的背景，也不放過一個瑣碎的細節(jié)，以至于與我的知己朋友閑談，還別有企圖地想摳出點‘意料之外’來。”

　　新聞是易碎品，一篇新聞如果沒有深刻的思想，那么它也就不能成為一個生命力強的作品，只有其中有深刻的內(nèi)涵，才能達到常看常新的效果。郭玲春的報道中沉淀著她的思考，而不是單純的就會議本身而報道會議，這是她報道的一個突出個性，也是使她的報道展現(xiàn)活力的一面。

　　一篇《金山追悼會在京舉行》，短短幾百字，但是郭玲春跑了金山生前所在的戲劇學院，翻閱了幾百份悼念他的唁電，看了許多介紹金山的文章，還采訪過曾采訪金山的記者，背后付出多少辛勞，才凝聚成幾百字的新聞！

　　郭玲春會議報道的成功與她細致的觀察、深入的采訪是分不開的，她每次參加會議，表面上輕輕松松，實則全身警戒，眼觀六路，更得耳聽八方。在回憶起第一次見到沈從文時文體用品與科技官網(wǎng)，她說：“沈老帶著湖南的鄉(xiāng)音在發(fā)言，他當時講了些什么，我已經(jīng)記不起來了。但他兩只厚實的手在搓弄，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那件舊毛衣袖口有點破了，一根毛線從袖口拖下來，更襯托這位老作家樸實的性格。”

　　同樣一個會議，采訪的記者可能數(shù)以十計、數(shù)以百計，可審美感很強、獨具特色的“郭體”新聞總是不脛而走。全國新聞界都知道：新華社有個名揚四海的跑文教的記者。新聞界一時搶著寫會議新聞、搶著寫追悼會新聞，以模仿“郭體”為榮。

　　現(xiàn)在，隨便打開一本新聞領(lǐng)域的重量級刊物，如《財新周刊》、《中國新聞周刊》、《三聯(lián)生活周刊》等，散文式新聞比比皆是，而那些原本就充滿著散文元素的人物專訪，隨筆，專題報道等，其散文化的趨勢則進一步加強。

　　也許有人會問，在工業(yè)領(lǐng)域里，有時會報道某項技術(shù)發(fā)明的新聞，也可以這么寫嗎？筆者認為，用新聞體裁報道某項技術(shù)，也只能用簡短的幾句話寫出其關(guān)鍵點和創(chuàng)新點，而不可能有長篇大論的闡述，與散文式寫作方法并無沖突。

　　郭玲春在新聞界聲名赫赫，新華出版社一直想出一本她的作品集，最終她答應出書，但是給出版社提了個要求：定價要低，普通讀者也買得起，自然她自己的版稅收入相應就減少了。《郭玲春新聞作品選》于1991年出版，稿酬有四千多元，這筆錢，她全部寄給了遠在上海的母親，供她生活和看病吃藥。母親是家庭婦女，沒有生活來源，那一年，母親已九十三歲。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她人到中年，開始擁抱遲到的時代春天，丈夫卻患病去世。當時，她的手頭同時有一筆現(xiàn)金和一筆債務，現(xiàn)金是丈夫的大學同學為丈夫治病捐的款，共幾百元，還沒有動用；債務是丈夫生病之前家里買了臺黑白電視機，借了外債四百元錢。郭玲春把這些未用完的捐款一一寄還給丈夫的同學，并給每人寫了一封表示感謝的信：“人雖去世，但你們真摯的情誼我永遠記得。”同時她把自己的生活費再壓縮，再節(jié)流，收入分成三部分：寄給父母的錢、飯錢、還債的錢。每月還一部分，四百元的債務終于還完。

　　60歲生日這一天，郭玲春自己收拾好辦公室里自己的物品，不再來上班。好心同事勸她：“聽說很快就要加工資，上面批準你退休的書面批復還沒下來，你何必自己主動打道回府？等加了工資再退吧。”她說：“我到退休年齡了，還是及時給年輕人騰位子吧。”

　　1964年的冬天，郭玲春從北京到山西搞“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她被分到山西省昔陽縣建都大隊，吃住在村里最窮的一戶文體用品與科技官網(wǎng)，是一個夫家姓王的大娘帶著三個未成家的子女過活記敘文的文體是什么。郭玲春每天下地要挑百把斤的重擔，肩膀紅腫了，磨破了，還是硬扛著。大娘煮了綠豆湯，輕輕拍著她：“俺知道……俺孩受累了，俺孩受罪了。”郭玲春的淚水，奪眶而出！四十多年來，郭玲春一直和這一家保持著聯(lián)系。2008年元旦，郭玲春回到了那個小山村。王大娘已經(jīng)病故，當年的放羊娃已是蒼老的中年漢子。不久，郭玲春把這一家人接到北京，看病，游覽，七十多歲的老太太，陪了他們整整八天。

　　郭玲春之所以優(yōu)秀，不僅是因為有高超的寫作技巧，不僅是因為有敏銳的新聞觸覺，不僅是因為才華和勤奮，更是因為她真正腳踏在這片古老、苦難的熱土上，是因為她對這片土地上的人的赤子之情，熾熱之心，悲憫之感，就像當年留在肩上那條磨痕，滲進了血肉。

　　經(jīng)典作品總是與時間的流逝形成悖論而呈現(xiàn)彌久常新的狀態(tài)，它不僅不會失去吸引力，歲月蹉跎、世事變遷反而愈發(fā)映照出它的豐富性和啟發(fā)性。

　　現(xiàn)將郭玲春寫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幾篇作品介紹給讀者，以一睹其文采。相信每一個的讀者語文有哪六大體裁，都能夠從中獲得屬于自己的給養(yǎng)，在探尋故事與自身生命的鏈接中，啟動個體的感知與思考，從而組合成對整個時代的觀照和認知。

　　新華社北京5月18日電 沒有人為他主持這最后的儀式，也沒有名人為他致悼詞，只有他的家人語文有哪六大體裁，他親近的朋友和，今天在八寶山公墓一個素樸的靈堂里，向他——中國著名的文學家沈從文先生告別。

　　8天之前，1988年5月10日晚，久病的沈老以86歲高齡，在北京的住宅里與世長辭。生前他曾留言，死后不希望為他舉行追悼會和遺體告別儀式。因此，今天只有不多的人聞訊來到這里見他最后一面。

　　靈前是他的摯友巴金獻的花圈。靈堂里響起貝多芬的奏鳴曲《悲愴》的旋律，人們將一株株月季放在他的身邊，淡淡的色彩和一縷清香，正如他令人懷念的一生。

　　他1902年末出生在湖南鳳凰縣一個中醫(yī)之家。20年之后，受“五四”運動的沖擊，只身來到北京，就像他的自述那樣：“從此進入了一個永遠無從畢業(yè)的學校，學習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此后的10余年間，他發(fā)表了《邊城》《長河》《從文自傳》《湘行散記》等名作——那是他在眷戀著湘西沅水和沅水邊的人們，用底層人的哀樂故事寄托他“不可言說的溫愛之情”。由于那些反映社會現(xiàn)實不同側(cè)面的作品文筆清麗，他被稱為有風格、有藝術(shù)個性的作家。

　　然而，這位撰文六七百篇，有百多種論文集出版，中外都享有盛名的鄉(xiāng)土作家，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曾經(jīng)是被遺落的一章。1953年，他的全部作品曾被認為已經(jīng)過時而銷毀紙型。以后一段時間人們極少能在書店里見到他的集子。作為大學教科書的文學史中，他的名字和作品介紹，只在“其他作家和作品”這一節(jié)的一個段落里匆匆而過。

　　就在那時，他以一個知識分子的忠誠，歡欣國家進入了明時盛世，卻又痛苦地不知怎樣去尋找自己的位置。60年代初，有過幾次他想在新的天地里試步，卻又莫可奈何地放下了筆，年已半百的沈先生由此轉(zhuǎn)入了文物考古文體用品與科技官網(wǎng)、古代服飾方面的研究，用他的話說，那是“人棄我取”的工作，他愿為此做一塊小小的鋪路石。對國家對人民的熱忱使他在這一領(lǐng)域里取得了成果，他的專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為我國物質(zhì)文化史填補了一項空白。這位“五四”以來杰出的作家任職于故宮博物院，最后的工作崗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沈先生早年執(zhí)教西南聯(lián)合大學時的學生、著名作家汪曾祺，今天在同他崇敬的師長告別時說，沈先生是“真誠的愛國主義者”“是我見到的作家中最甘于淡泊的，這不僅是人的一種品格，也是人的一種境界”。

　　歷史跨進80年代，沈先生與他無法銷毀的著作一道重返文壇。十余種作品的再版，使他在當代青年中以及在海外產(chǎn)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有幾所大學要開展對他的研究，病榻上的沈老用歪歪扭扭的筆跡寫下3封信勸阻他們。這是今年4月間的事，他寫道：這與我所看重的、所珍視的完全不同。

　　他曾任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xié)。他逝去后，李先念、李鐵映、王任重、武連元、宋坤等以各種方式表示了對他的悼念。

　　新華社北京1月22日電 彭子岡，一位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名跡的女記者1月9日病逝于北京。因為她默默地離去，人們懷念起她當年叱咤風云的歲月。今天首都各界人士以及她的同仁、朋友、讀者前往北京醫(yī)院，向她做最后的告別。

　　四十年代，是子岡人生的盛期語文五種文體。她自1938年加入中國黨后，出任《大公報》記者，抗戰(zhàn)八年間在重慶以富有個性色彩的新聞和通訊抨擊社會的昏暗，為苦難的民族吶喊；也以她的膽識撥開山城的迷霧，告示人間的希望與光明。特寫《先生到重慶》曾轟動大后方，通篇思想與文風至今仍不失為新聞寫作的范例。

　　近日為子岡送來的挽聯(lián)，稱她“握一管神筆”“有兩只慧眼”，那是贊許她擅于脫開舊社會對報界的重重檢查，從間隙里做文章，也欽服她五十年代時風塵萬里，以新中國的勞動者為采訪對象。作家沈從文在評論子岡的作品時，把新聞比作“用人事寫成的大書”。他說，那是有時間性的，然而，子岡的報道“即或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也畢竟是歷史的真實”。

　　子岡也曾沉默過。除了喪失了意識的生命最末兩年，便是1957年被卷入那場風暴與漩渦之后的22年。枯干的筆，猶如她衰竭的精神被抑制著難以流瀉出文采。待平反后，她困于病榻，未曾泯滅的熱情又促使她孕育出與社會生活切近的優(yōu)美散文，只是，那雙曾寫下600萬字的手已不能握筆，而只能由她口授。臥床7年半，她的丈夫，一位有貢獻的老新聞工作者徐盈就這樣陪伴著她度過了沉默的時光。

　　向子岡告別，那是向一個普通人，向一個親近者致最后的敬意。今天儀式上分發(fā)的子岡的生平介紹，沒有顯要的職務與頭銜，這位終年73歲的“三八式”干部只是一名記者、編輯。然而，她對人民的忠貞，她的才華與勤奮，為自己樹立起不朽的形象。

　　《芙蓉鎮(zhèn)》上的人們，從萬里外的捷克斯洛伐克捧回了一只耀眼的“水晶球”。于是，這小鎮(zhèn)上的故事連同一部出世艱難，議論紛紜的影片，在上映兩年后的今日重又被人提起。

　　“水晶球”17公斤重，是卡羅維發(fā)利電影節(jié)設的大獎，參賽38年的中國對此夢寐以求。而今就在眼前，從它的折光中，我們看到了什么？電影局為此舉行的慶賀會上，導演謝晉回顧了《芙蓉鎮(zhèn)》由拍攝、送審以至放映后的遭遇——那近乎小鎮(zhèn)的命運一樣曲折、復雜、沉重，因為它觸及了那個災難時日。而對此，電影節(jié)上一位蘇聯(lián)評委說：那一段過去的歷史，是不應該忘記的；英籍華人作家韓素音曾稱贊：拍出這樣的電影，說明你們有力量。

　　《莢蓉鎮(zhèn)》的起落，也是一個例證：它受些阻難，而后解除禁錮走上銀幕，在褒貶不一的中自立。僅僅兩年間，原先難以插枝在社會主義園地里的“芙蓉”，連獲電影“百花”“金雞”和政府獎，終于遠赴歐洲，介入卡羅維發(fā)利。水晶球里，映出了中國的變化和發(fā)展。

　　一位評論者幾天前想重溫《芙蓉鎮(zhèn)》的風情，到北京正在上映此片的一家影院，看到近千人的大廳宣告滿員，“劇場效果”依然強烈。時間在濾篩著每一部作品，最終的裁判者應當是人民。無怪電影圈的人喜歡引用中國權(quán)威人士最近又一次重申的文藝決策：不橫加干涉。內(nèi)涵、風格不相一致的《芙蓉鎮(zhèn)》《黃土地》或是《紅高粱》，不妨相容在一片多色彩的園圃里，讓歷史，讓人民來做出選擇。

　　中國電影的過去，可否從這水晶球中反射一二？卡羅維發(fā)利，我國1950年便涉足其間，但坦率地說，去角逐的大多是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影片。在與勃興的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派競爭中，中國導演和明星們目睹觀眾對后者的狂熱，不免更感到冷落……

　　事情不僅僅如此。面對發(fā)展的世界電影藝術(shù)，還有不合時宜的自我膨脹。那些年不參與國外比賽，或者去了不獲獎，便從鼻子里“哼”出一聲，不加分析地說別人“腐朽、沒落”，分明是自己落后，卻還洋洋自得。那是一種，在華夏泛濫多年。大潮之下，多么有才華的藝術(shù)家也難以施展手腳。

　　現(xiàn)在，再看一看“水晶球”，還有那一個“金熊”以及，鑲嵌其上的名字在閃光。不僅是這幾個人，而是這一代人的智慧與風華，還有時代與社會的光芒，也閃耀在這水晶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