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裁和文體區別老年人文體娛樂活動古代四大文體及特點體裁文體和樣式

　　2020年12月16日，在北京香山紀念館，參觀者拍攝展出的電報手稿

　　2020年12月16日，在北京香山紀念館，參觀者拍攝展出的電報手稿。 人民視覺供圖

　　是家，又是文章大家。召他以實踐，戰斗假他以文章，他在征程中，持短筆，照孤燈，蘸遍山河大地的蒼茫云煙和者灑下的熱血，書寫著歷史的華章。他的文章如長江大河，奔騰洶涌，者看了堅定信心，迷惑者看了找到方向，敵人看了膽顫心驚，責難詰問者看了很難回答，中間派看了同情且傾向于我，真的是大長自己的志氣，大滅敵人的威風。

　　的文章精神燦爛，是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結晶，是中國黨優秀學風文風的代表。“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學習的文章之道，傳承文脈，端正文風，今天依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存世的第一篇文章是《商鞅徙木立信論》。這是他是1912年19歲時寫的政論文，全文465字，小楷書寫。初試啼聲，迥異凡響。這篇作文得了100分，獲得國文教員柳潛的高度評價，柳老師除了寫下140余字的批語進行贊揚，還預測道：“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

　　1917年4月，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在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上發表《體育之研究》。這是平生第一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

　　“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體裁文體和樣式！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業已奔騰澎湃于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它？”這是《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的話，這個宣言同時宣示著一位文章家上路了。

　　28歲時主編《湘江評論》，既當編輯，又是作者。預約的稿子常不能收齊，他就冒著酷暑和蚊叮蟲咬自己寫稿，一個多月內寫了40多篇文章，多是雜文。到出第五期時，《湘江評論》被湖南軍閥張敬堯查封了，好在前面4期的文章保存了下來。此后，還在《大公報》《女界報》等報刊上發表許多文章，特別是他針對趙五貞女士包辦婚姻之事，連續發表10篇文章，提倡自由戀愛、婚姻自主，引起社會強烈反響。這是創作的第一個。

　　1925年12月，由主編的中央宣傳部的刊物《周報》創刊，一個月里在上面發表了近20篇文章。1925年和1927年，他走村串戶調查數月，寫下論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報告文學《湖南農動考察報告》等，為確立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礎。《湖南農動考察報告》還刊登在國際機關刊物《國際》的俄、英、中三種文字版上。這是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體裁和文體區別。”國際主席布哈林稱贊“寫得極為出色，很有意思”。

　　走上道路乃至成為中國黨的領袖之后，指揮打仗再忙再累老年人文體娛樂活動，工作條件再苦再差，他都堅持親自起草文章、電報等。他把寫作當愉快的事業了。

　　井岡山時期，的代表作是《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古田會議決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等，都是一手拿槍、一手拿筆寫下的。這些經典以鮮明的中國特色、原創性的思想和鮮活的事實，把中國引向一個新的局面。

　　蘇區時期，一度被邊緣化，也沒有停止手中的筆體裁和文體區別。這時期，他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游擊戰爭》等產生廣泛影響古代四大文體及特點。

　　中國黨從成立開始，黨的中懂理論的比較多，在蘇聯留過學的比較多，重視“理論”成為中國黨的風格與特色。同時，建立和開展活動之初，又是理論不足的，表現在空洞地引用馬列主義的“本本”，而不懂得結合中國的實際。沒有出過國，不懂外文，大多數時間是在基層、在山溝里鬧，被那些在莫斯科喝過洋墨水的人看作“土包子”，認為他是理論不足的人。

　　1960年12月25日，在同身邊工作人員談話時說：“說實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幾年，比他們多了點山上的經驗。他們說我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狹隘經驗主義、槍桿子主義，等等。那時我沒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擔架上，做什么？我看書！他抬他的擔架，我看我的書。他們又批評我，說我憑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其實《孫子兵法》當時我并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幾遍，但指揮打仗時，誰還記得什么《三國演義》，統統忘了。我就反問他們：既然你們說我是按照《孫子兵法》指揮作戰的，想必你們一定是熟讀的了，那么請問：《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第一章開頭講的是什么？他們啞口無言。原來他們也根本沒有看過！后來到陜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看了，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等。那時看這些古代四大文體及特點，是為了寫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戰爭的經驗。”

　　豐富的實踐經驗古代四大文體及特點，長時間的理論準備，加上落腳陜北后可以從容地思考問題，開始從事理論著作的寫作。《矛盾論》《實踐論》《中國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黨人〉發刊詞》《新主義論》……“老三篇”等一批經典問世。這是對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一批理論著作。這些著作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文字上，多為精心而嚴密的建構。文字破繭而出，思想化蛹為蝶，著作家的形象巍然屹立，沒有人嘲笑不懂理論了。黨的叛徒葉青曾經認為內部沒有稱得上有“理論”的人。他看了的《論新階段》《新主義論》等，不得不佩服地說：“我對于，從此遂把他作黨理論家看待了。”

　　延安是寫作的高地。《選集》四卷共159篇文章，有112篇誕生于延安時期；《文集》八卷的802篇文章，有385篇寫于延安；《軍事文集》六卷中1628篇文章，也有938篇是在延安寫的。當然，還有一些重要著作沒有收入這些集子。比如《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是的激憤之作，因為寫得太尖銳，擔心不利于團結同志，一直沒有公開發表。

　　1948-1949年，是創作的又一。《將進行到底》《論人民》以及“五評”美國……美國的是1949年8月5日發表的，在一個多月里，連續發表“五評”，抓住中的要點和要害，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欺騙性，批評了國內一部分人對美國的幻想，并對中國的發生和勝利的原因作了理論上的闡明，文章氣勢如虹，意氣風發，有許多燃燒的句子，展現的是不可阻擋的開國氣象、開國精神。

　　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余年，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七千會講話）陸續問世……目光遠大，筆鋒強健，思想頗具開放性。1956年他親自選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一口氣寫了一百多條按語，長者千言，短者幾十個字。王蒙評價說：“毛主席在‘’中撰寫的條條按語，就像鋼錘打鐵濺起了金星，就像焰火布滿了禮花，就像大潮沖向巨巖形成著雪浪，就像樂隊指揮含淚鏗鏘起各式樂器。啊，這是什么樣的才華、什么樣的激昂、什么樣的決絕、什么樣的威嚴與自信！它比詩還多情，比戲劇還想象，比軍令還雷厲風行，比烈士斷腕還一切在所不惜！這是多么好的政論文學、文學與動員檄文……”

　　上世紀50年代與上世紀60年代初的寫作，天馬行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進入上世紀60年代中期之后，“述而不作”，他的“文章”化繁為簡，大道至簡。總的看，多是只言片語，點到為止。但不能不說，批語、談話等已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寫作了。

　　詩詞是他一生的最愛，結集為《詩詞集》。他還寫有集句詩、打油詩、聯句詩，還有詩話、詩評等。詩人臧克家說：“毛主席詩詞常讀常新，毛主席詩詞越挖越深。”高亨教授在一首詞中評價詩詞說：“細檢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以“詩雄”的形象進入中華詩詞巨人的行列。

　　大處落墨，論文他寫得最多。《選集》四卷為其代表，郭沫若稱之為“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還有《文集》8卷，精彩紛呈。對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應用文都有嘗試，考據之學，他也涉獵。還寫過祭文、挽聯，這是古老的文類，他寫得不落俗套，《祭母文》《祭黃帝文》是其代表。

　　虎帳擬電文，倚馬草軍書。在戰爭年代，主要是靠電報指揮戰爭，他握管便寫，起草了幾千份電報。參與編輯《文集》的逄先知評價說：“這些軍事電報雖然有許多生疏的地名和敵我雙方的部隊番號，但都是可以單篇閱讀的。這些電報不僅可以讀懂，而且很有趣，其中包含著豐富的方和思想性的東西，給人們以啟迪和智慧。這些電報氣勢恢宏，文筆非凡，堪稱范文。”

　　一生寫過許多書信，信手寫來，無不入妙。“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養病，早日好了老年人文體娛樂活動，大家喜歡。下大雪了，你看見了嗎？”這是給女兒的信，末尾飛來“大雪”一句，冰清玉潔，率真而深情。香港作家董橋有篇文章叫《會寫信》，其中說道：“白話文寫得漂亮。”他以1958年7月1日致胡喬木的一封信為例，評價說：“信中文字簡潔得很，又有氣勢。白話信寫成這樣，值得學習。”書信是著作的一個重要部分，中央檔案館保存下來的有1500多封。

　　起草文件、通訊等一些非文學體裁的文章時，不是把思想和意思說清楚就行了，他還講究行文中的文采文風。即使寫公文體裁和文體區別，他也不是像許多人那樣用習慣的公文語言來寫，而是有意識地把公文當“光昌流麗”的散文來寫，增加公文的感染力。

　　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說到快要到來時，用富有想象力的語言進行了精辟的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如此遣詞造句，郁郁乎文哉，可見心中具有很強的文章意識、散文意識。編輯《集》（20卷本）的日本人竹內實說：“很多人讀了《選集》中的文章，都覺得的詩興非凡。那些文章雖說都是政論文，但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枯燥無味，他運用生動的比喻和形容，有力地展現了文章的邏輯性。”

　　戰場喊話（又叫火線喊話），是在戰場前沿上對敵進行的口頭勸降活動，目的是瓦解和渙散敵軍，促使敵軍官兵放下武器。這本來是基層官兵的事情，從來不是大人物干的事，基本上不需要正經的稿子，更不需要形成正式的文章，都是喊完拉倒，保留不下來。自辟新境，在組織戰斗和指揮戰役時，親自操刀，把戰場喊話寫成戰斗檄文，寫成了經典。

　　1948年11月，寫《向軍黃維兵團的廣播講話》，用文字摧垮敵人心理：“人民解放軍現在已經把你們完全包圍住了。你們已經走不出去了，你們的命運已經到了最后關頭，為你們設想，為人民設想，你們應當趕緊繳械投降……”同月，還寫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給高級將領喊話古代四大文體及特點。如今看這兩篇文章，如我是喊話者，洋洋灑灑，勝利在握，自信充滿，神氣活現；如我是被喊話者，聽得哆哆嗦嗦，嚇得心驚肉跳，一點戰斗精神都沒有了，只想發抖著身子趕快舉手投降。

　　1958年10月，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告同胞書》等，不僅向官兵喊話，還喊給蔣介石聽，喊給美國人聽，有言中之意，有話外之音，有無盡之言，一鳥三石；特別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打半停”“單日，雙日不打”，自家制定戰場規則，玩的是“戰爭游戲”，那叫瀟灑。

　　自己署名的文章自己寫，還替黨中央寫文件，替報紙寫發刊詞、社論、編者按，替通訊社和廣播電臺寫新聞報道、時事點評。他擅長用媒體講、講策略，把社論寫得風生水起，把新聞稿寫成經典，有的以新聞之筆擠進文學名篇，讓人贊嘆。你看他的《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

　　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二十一日已有大約三十萬人渡過長江。渡江戰斗于二十日午夜開始，地點在蕪湖、安慶之間，派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遇著人民解放軍好似摧枯拉朽，軍無斗志，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我軍萬船齊發，直取對岸，不到二十四小時，三十萬人民解放軍即已突破敵陣，占領南岸廣大地區，現正向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港諸城進擊中。人民解放軍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戰斗，堅決地執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

　　不足200字，新聞六要素完備，更妙的是將解放軍之神勇和敵軍之崩勢，勾畫得活龍活現，為一大事件增光添華。作家梁衡在《文章大家》中評價說：“我軍摧枯拉朽，敵軍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你看這氣勢，是不是有《過秦論》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的味道？”

　　新華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新聞工作文選》古代四大文體及特點，收入關于新聞的論著71篇，他親自撰寫的新聞作品28篇，他修改的稿子24篇。新華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新聞作品集》，收入他1919至1970年為報刊、通訊社和廣播電臺撰寫的各類文字133篇。這肯定不是的全部新聞作品。作為最高親自上陣“新聞戰線”（把新聞稱為“新聞戰線”，也是的創造）體裁和文體區別，這在世界各國中實屬罕見。

　　自己動手寫文章，并且要求領導干部親自動手寫文章，認為這是一種好的作風，是做好領導工作的基本功之一。

　　1948年1月，在《關于建立報告制度》中要求，“由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

　　1958年1月12日，給劉建勛、韋國清寫信，他說：“精心寫作社論是一項極重要任務。……掛帥，動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論，是必要的。”

　　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要求：“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寫，要自己動手，或者合作起來做。”“不可以一切依賴秘書，或者‘二排議員’，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幫助為輔。……一切依賴秘書，這是意志衰退的一種表現。”

　　1964年3月28日，把領導干部不動手寫文章上升到官僚主義來批評。他說：“有的人，自己不寫東西，讓秘書代勞。我寫文章從來不叫別人代勞，有了病不能寫就嘴說嘛！現在北京當部長局長的都不寫東西了，統統讓秘書代勞。秘書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書去辦，那么部長局長就可以取消，讓秘書干。”

　　“捉刀”即代人作文，是個歷史現象。上古捉刀為筆，竹簡木簡出現后，又用刀修改上面的舛誤；后來人們把替人作文稱為“捉刀”。擅長文章，多是親力親為，不喜歡別人替他捉刀，他反倒喜歡替人捉刀。比如：1948年11月替劉伯承、陳毅寫的《向軍黃維兵團的廣播講線日，起草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關于任命張聞天為駐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的電報》，此電后改署周恩來發表。1950年1月19日，起草新聞署長胡喬木《駁斥艾奇遜造謠的談線月，以彭德懷的名義起草并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告同胞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再告同胞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三告同胞書》。還替大文豪郭沫若等名流捉刀。

　　當然，也有一些文章是秘書寫的。1956年9月15日，要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會議開始前一天，“筆桿子”陳伯達把他起草開幕詞送給，一看，長篇大論，很不滿意。會議第二天就要開幕了，時間很緊，讓秘書田家英連夜趕寫。田家英諳熟的思想和文風，他根據的意思，晚上加班，一揮而就。看了，很滿意。一般不喜歡念稿子的在開幕會上念的就是田家英撰寫的這個稿子。這篇講稿2000多字，贏得30多次掌聲。據逄先知《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回憶，致辭之后，人們紛紛上前稱贊毛主席講得好，有人還特別提到“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這個警句尤為精彩。告訴大家說：“這是一個年輕秀才寫的，秀才就是田家英。”坦率地說自己的講話是秘書寫的，足見其坦率與自信，他的文采不怕別人遮住，別人也遮不住。

　　自古以來，常有抄襲人家文章的“雅賊”，叫做“文抄公”。蜀主孟昶的《玉樓春》（冰清玉骨）是兩首七絕，蘇東坡把它化來，經過增字、增韻而成八十二字《洞仙歌》。評價說：“蘇東坡是大家，所以論者不以蹈襲前人為非。如果是別人，后人早指他是文抄公。”

　　在“七大”會議上批評說：“我曾經看到過這樣的事情體裁文體和樣式，把別人寫的整本小冊子，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來說是自己的，這是不是偷？呀！有賊。我們黨內也有賊，當然是個別的、很少的古代四大文體及特點。這種事情歷來就有的，叫做‘抄襲’。這是不誠實。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寧的就是列寧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總司令講的就是朱總司令講的，講的就是講的，徐老（徐特立）講的就是徐老講的，哪個同志講的就是哪個同志講的，都不要偷。”一組排比句子，講述了不要做“文抄公”的道理。這其實提倡的是實事求是、老老實實的作風。

　　筆走龍蛇驚風雨。具有強大的“文章力”。這個“文章力”，絢爛奇妙，既改變歷史，又記錄歷史；既是軟實力，又是硬實力，具有軟硬兩手具足的力量。他的一支筆，勝于三千毛瑟槍。

　　一句“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帶著同志的血跡，在一個最關鍵的時刻，用最通俗最尖銳的話說出來，喚醒了黨人體裁和文體區別，打醒了歷史，打響了天地，打出了一個新中國。

　　一個“支部建在連上”，改造了舊軍隊，推廣到全國去，支部建在村莊，支部建在街道，支部建在車間，支部建在處室，改變了中國基層的社會結構。哲學家李澤厚說：“提出‘支部建在連上’，這太重要了；推廣到社會上，就是一直到居民委員會，管到所有人的所有一切。

　　《矛盾論》《實踐論》，這是哲學的“雙子星座”，交給中國黨人務實而鋒利的哲學武器。一篇《論持久戰》，預言和論證了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體裁文體和樣式體裁文體和樣式，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指明了方向。《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構成了延安整風基本的學習文件。一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中國文藝的“心經”。從《新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到《論人民》，為新中國國體政體的構建提供了基本的“國家樣式”。《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被人民群眾親切地稱為“老三篇”，影響了無數人的世界觀。可以說，收入《選集》中的文章都在中國歷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西柏坡一年時間，親手擬電報400余封，指揮“三大戰役”，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周恩來說：“我們一不發人，二不發槍，三不發糧，天天發電報，就把敵人打敗了。”

　　用“筆桿子”打敗敵人的最驚人的一幕發生在西柏坡。1948年10月，駐守在北平的將領傅作義得到中央在西柏坡的情報后，準備出動近十萬大軍和騎兵進行突襲。當時國共主要戰場在東北和西北，西柏坡周圍的解放軍僅有一萬余人，軍情火急。得到消息，他說：“我們要給傅作義一點厲害看看。”周圍的人心中疑惑：我們身處險境，還要給別人厲害看？拿起了“筆桿子”，親自組織和撰寫了幾篇新聞：第一篇，是胡喬木起草、修改的《蔣傅軍妄圖突襲石家莊》，新華社10月25日播出；第二條，是寫的《華北各號召保石沿線人民準備迎擊蔣傅軍進擾》，新華社10月26日播出；第三篇，是寫的口播稿《關于敵軍擬襲石家莊的口播稿》，新華社10月29日播出；第四篇，是寫的述評稿《評蔣傅軍夢想偷襲石家莊》，新華社10月31日播出。這些評論，把傅作義進攻石家莊的種種計劃予以揭露，號召解放軍和民兵，做好殲滅敵人的準備。傅作義收聽到方面的廣播，一看對他們的計劃了然于胸，早有準備，生怕遭到埋伏，只好悄悄地將開出去的部隊撤回北平。正是：巧設空城計，一支筆嚇退十萬兵。

　　傳神文筆寫千秋。的文章，為黨人立心，為百姓立命，為民族的復興開啟航程。他的名章妙句傳布于廣大人群，改變了許多人的思想，乃至改造了許多人的世界觀人生觀，發揮了刻骨銘心的久遠效應。

　　的文章，不同于“五四運動”以來的現代白話，而是白話。他把語言提高了，構建了一種嶄新的用語言寫作的白話文。

　　對自己的文章，有“文章自信”。1949年12月訪問蘇聯時，他請斯大林派一位蘇聯理論家幫自己看看過去發表的文章。斯大林當即決定，派哲學家尤金來中國協助編輯《選集》。后來當面對尤金說：“為什么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

　　歷史學家陳垣說：“得讀《選集》，思想為之大變恍然前者皆非，今后當從頭學起……還將由謝山轉而韶山。”

　　文豪郭沫若說：“毛主席的文章和他的講話一樣，誰都看得懂，而且喜歡看。聽毛主席講話，好像熱天吃了冰淇淋，又好像疲倦后喝了一杯熱茶。他的文章很生動，很形象化，思想內容很艱深的問題，到了毛主席的筆下和嘴里，就變得非常容易懂”。

　　1957年3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圍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或侃侃而談，或娓娓道來，術語與文藝話題交織，高屋建瓴且聯系實際，給與會者以柳暗花明、跌宕有致的特殊感受。翻譯家傅雷聽了，3月18日給兒子傅聰寫信說：“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們知識分子沒有區別”，他的講話“出于極自然的態度，無形滲透于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

　　清魏秀仁小說《花月痕》第三十一回有個詞叫“文章華國”，意思是說，好的文章是國家的榮譽和光彩。以文章華黨，以文章華國，黨人佩服，知識分子佩服，連政見大不相同的胡適也承認的文章寫得好。胡適與著名學者何炳棣討論詩詞時用英文說：“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須承認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還跟歷史學家唐德剛說：“黨里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胡適的話算是說出了一部分真理。試問：的筆桿子，其他組織的筆桿子，濟濟乎，有寫過的嗎？多乎哉？不多也。

　　（作者簡介：胡松濤，作家，作品有《影響中國的88個關鍵詞》《輞·王維》《民間的陽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