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用品英文文體與文章體裁寫日記的格式及范文

　　這一時期的新聞報道配合形勢，揭露和控訴丑行、反思社會悲劇的根源和教訓

　　這一時期的新聞報道配合形勢，揭露和控訴丑行、反思社會悲劇的根源和教訓。1978年3月新華社播發穆青等人采寫的《為了周總理的囑托》，這是“最早公開發表的對文化大持否定態度的人物通訊”[1]，不久新華社記者采寫的《時傳祥沉冤昭雪》發表， 同一天，《一封終于發出的信》在《人民日報》刊出，其后，《一篇沒有寫完的報道》、《要為真理而斗爭》、《歷史的審判》、報告文學《大雁情》等相繼問世。這一時期新聞作品的主要形式是消息、通訊和報告文學，新聞界還沒有把注意力放到寫作形式的創新問題上。

　　針對時期新聞“假大空套長”的弊端，新聞界有針對性地提出“真短快活強”寫日記的格式及范文，在呼喚新聞真實性的回歸文體用品英文、重建新聞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倡導寫短新聞，讓消息唱主角的新聞改革拉開了帷幕。

　　1982年穆青在同新華社四川分社負責人的一次談話中提出新聞改革的設想，他說：“我們的新聞報道的形式和結構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潑的散文形式，改變那種沉重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寫法。只有在這方面有所創造有所突破，也許才能真正對八股式新聞作點改革。”[2]1983年穆青針對當時報道中存在的把立體的東西平面化、把形象的東西概念化的新聞寫作問題，提出要學會寫視覺新聞。他說“所謂視覺新聞，無非是形象化寫日記的格式及范文、立體化，有典型細節，生動的畫面，讀來有聲有色，使人能夠具體地形象地看到你所報道的事實的真面貌。這樣，我們的新聞就可以克服枯燥和概念化的缺陷，更好地適應今天這個電視發達的時代。”[3]

　　新聞界在新聞改革的引導下進行大膽探索，短新聞、散文式新聞得到新聞界的認可，一批思想性藝術性均為上乘的作品問世，視覺新聞在記者們的努力下也豐富起來。

　　8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體制、體制、思想觀念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革，各種矛盾也隨著改革的深入不斷出現，舊有的體制和觀念又無法給出滿意的解答，記者在進行報道時既不滿足于舊的報道模式，又不愿對新的社會矛盾視而不見，于是一種新的表現方式應運而生，這就是“中性報道”。中性報道“要求記者在報道中不扮演社會角色，如‘法官’、‘教育者’、‘鼓動者’和‘組織者’等等，而是撇開角色地位，放棄價值評判（如道德的、倫理的、審美的和個人好惡的或偏從于他人的好惡的），站在中立者的立場，提供全面的、充分的、準確的和細微的事實，讓讀者獨立思考，并對此作出價值判斷”。[4] 中性報道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當屬《光明日報》記者采寫的《一個工程師出走的反思》。

　　舊的經濟體制、體制等逐漸被打破，新的體制尚未建立健全，各種矛盾日益顯露出來文體與文章體裁。舊的價值觀念、審美觀念發生解體乃至崩潰，林林總總的社會現象引發各種社會心理困惑。所有這些都“為新聞反映社會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同時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又十分急促地呼喚著社會認識和社會思辯功能。”[5]在這種背景下，深度報道橫空出世。深度報道通過系統的背景材料和客觀的解釋分析，從歷史淵源、因果關系、矛盾演變、影響作用、發展趨勢等層面全方位文體用品英文、立體化地展示新聞內涵，這樣，新聞事實不僅具有了深度，而且具有廣度，報道中歷史的憂患感與現實的使命感躍然紙上，記者的理性思辯也很好地烘托和深化了新聞主題。

　　深度報道從1985年底《中國青年報》記者張建偉發表《大學生成才追蹤記》，到1987年時已蔚為大觀。《中國青年報》“三色大火”的報道等一批有影響報道的問世，為深度報道這一形式贏得受眾的歡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學者認為，這些報道“氣勢磅礴，構思宏大，超越時空，談古論今，構成了深度報道崛起的一種鮮明的特征。”[6]

　　進入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開始建立，市場經濟社會的重實利、重工具理性偏向也日趨顯露。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以關注人和人的價值為中心，啟示民眾的生存價值觀和生命的意義的人文關懷。

　　90年代的新聞，在反映時事的變化中關注人生，體現人文關懷，表現出一種平民化趨勢文體用品英文。新聞不再高高在上，高談闊論，而是以平民的視角，平民的感受談平民的生存現狀與生存理想。這方面最典型的首推《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專版。

　　大眾新聞寫作的興盛主要依賴的是都市報的興起。在都市類報紙之前，報紙報道的內容和形式的受眾認同率有待提高。都市報一出現，就亮出平民大眾的身份：“走進千家萬戶的市民生活報”、“以市民的眼光透視都市生活”文體與文章體裁、“用老百姓的語言寫老百姓關心的事情”。[7] 都市報以其通俗快捷、大信息量與平民題材和平民視角的寫作，使受眾在獲得新聞信息的實惠、獲得娛樂審美享受的同時，開啟了一個全新的體現人文關懷的大眾新聞時代。

　　新時期新聞寫作創新，得時勢風雨之浸潤，又努力表現時代風貌之精神是其顯著特征。 “”被粉碎后，為重建新聞的基本原則，新聞界提出了新聞要抓新和實；記者要有新聞敏感、要求快；要研究新情況、提出新問題、宣傳新人物、介紹新經驗；新聞要線]針對報道面窄，公式化概念化的東西太多的狀況，新聞報道大膽創新改革舊的報道模式，形成了視覺新聞文體用品英文、散文新聞、紀實新聞和深度報道等新的報道形式。新的報道形式使新聞報道社會生活的方法與手段更為有效和靈活。深度報道形式走紅后，記者們逐漸學會了使用這種手段，許多報道不僅關注改革的現實，而且涉及到思想觀念、文化沖突等深層次的內容，如《關廣梅現象》、《魯布革沖擊》等。

　　90年代，變革與歷史轉型期給社會帶來了多向的價值觀，崇尚理想精神的傳統模式被多元多樣的新思維新特征所取代，文化的功能被認為首先是娛樂，其次才是認識與教育，而不是相反。這一時期，新聞刻意的教育作用日趨衰減而娛樂性日漸增強，周末版的盛行就是證明。

　　都市報的興起，新聞把眼光投向了普通百姓和百姓生活，報道的主體發生了變化，不再是“官本位”的新聞；報道的內容發生了變化，報道講求娛樂性、信息性、服務性，“開門七件事盡在一報中”；報道的文體，報道的語言以及版面語言都發生了變化。新聞從形式到內容實現了平民化的回歸。[9]

　　在新聞寫作創新的歷史演進中，敘事方法在不斷變化。改革開放初期，信息理論被引進后，過去新聞寫作中虛假盛行、空洞冗長的弊端被更清晰地放大，于是，新聞界對新聞寫作提出了“真短快活強”的要求。經濟建設成為社會的中心工作以后，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媒介間的競爭也開始激烈起來。

　　以深度報道為例，這種在社會上充滿各種重大問題尖銳矛盾背景下出現的報道形式，在內容上，側重于對問題與矛盾的觸及；在敘事方法上，在反映千變萬化的社會現實的同時，作者對改革事業的參與熱情、深邃的思考和強烈的使命感也同時躍然紙上，有助于受眾洞察事物的本質；在結構上，通常是氣勢磅礴，構思宏大，表述上超越時空、談古論今，縱橫捭闔，無拘無束。

　　20世紀90年代平民化涌現，這一時期的新聞敘事理念也是以平民生活為本，講究故事性，講求情節的懸念和趣味；在細節的詳述中表達作者的審美情趣和價值取向。例如都市報這類報紙，敘事的理念和具體方法與傳統報紙相比較，發生了質的變化，抽象化概念化的長篇大論了無蹤影，信息的告知是其突出的特點，趣味性、故事性表述是這類媒體的主要新聞手段。

　　作為社會守望者，新聞對社會的變化是極其敏感的。新聞在報道改革發展，改革發展又推動著新聞自身的變革與進步，新聞寫作也是如此文體與文章體裁。《中國青年報》記者張建偉在談深度報道時說：“尤其是80年代中葉，對新體制的喚呼，對新觀念的鐘情，都使這些報道有很強的前瞻性（啟蒙的意義）。”[10]這雖然是談深度報道的特征，但其中也說明深度報道這種新聞形式的出現是社會經濟改革推動的結果。新聞寫作創新的總體情況也是如此。

　　文學在新時期異常活躍，新聞借助于文學對社會攪起興奮點，同時又借鑒文學敘事方法來使自己的傳播更容易為社會接受，是情理之中的事文體與文章體裁。研究受眾興趣、如何進行有效傳播是新聞傳播過程中的經常性工作。因為“發出訊息者自然希望得到接受者的回應，這就要熟悉不同接受者群體的認識模式或先驗圖式，以及特有的經驗和觀念。”[11]新聞界借助文學的影響生成自己的寫作創新，是對傳播技巧熟練運用的表現。

　　此外，新聞從業人員的學科背景也是不應該忽視的。據統計，到20世紀末，全國55萬新聞從業人員中學新聞出身的只占1/3，而2/3的從業人員中大部分以中文學科為知識背景，而此前這個比例更大。因此文學與新聞相互影響是可能的。紀實文學的蔚為大觀，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新聞記者的加盟。[12] 文學對新聞的輻射和影響自然是在所難免的。

　　新聞寫作創新的根本原因是新聞業自身的改革。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形勢，新聞界把自身的改革看得異常緊迫。如有的學者在談到改革經濟新聞的采寫時指出：“正確地認識、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新聞報道的特點、規律，矯正舊的、不合時宜的經濟新聞采寫模式與方法，推動經濟新聞改革的深入開展，應該是我國新聞界的一大當務之急。”[13]同時，改革使新聞業空前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媒介間激烈的競爭，競爭的結果是新聞界不斷地研究市場，研究媒介，研究受眾需求，不斷地改進報道方式。由此，形成了新聞寫作創新的強大推力。

　　[5][6] [10]時統宇：《深度報道范文評析》，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第8頁、第23頁

　　[13]羅以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經濟新聞采寫的改革》，《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