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文體娛樂頻道電視劇文體用品與科技

　　多指一些導向性的或與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不一致甚至相違背的錯誤觀點和提法

　　多指一些導向性的或與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不一致甚至相違背的錯誤觀點和提法。比如，有的媒體借反思改革否定改革，認為改革改錯了；有的媒體在地區選舉結果出來以后，在頭版進行詳細報道，還刊登參選人照片。

　　有時，則是一些關鍵詞句處理不好，造成性差錯。比如，將“中國”與“臺港澳”并列、將一些國家與臺港澳并稱“等國”、將“朝鮮”寫作“北朝鮮”等。性差錯不僅中國有，國外也有。西方的編輯學教材也很強調“正確”，比如，規定不得使用性別和種族歧視語言等。

　　2.事實性差錯。如將“人民幣”錯為“美元”、將“1920年的蘇聯”錯為“1920年的”、將“湖南”錯為“湖北”、將“英國外交大臣”錯為“英國外相”等。值得警惕的是，有些事實性差錯，也會引發麻煩。

　　3.技術性差錯。這類錯誤所占的比例最大，包括題文不一、電頭錯、標點錯，以及掉字、掉段、多字、錯別字等等。這些“小錯誤”有時也可能導致事實性差錯甚至性差錯。

　　在實際工作中，比較致命的差錯可歸納為兩個大的方面，編輯一定要嚴加防范：一是新聞失實，二是導向失誤。

　　（通稿，原本是一些新聞通訊社的“專利”。他們在采訪到一些重要新聞以后，會以一種統一的稿件方式發給全國的需要稿件的媒體。這就叫做通稿。）后來，很多企業在對外發布新聞的時候，為了統一宣傳口徑，也會組織新聞通稿，以提供給需要的新聞媒體。

　　簡單的說，可以按照這樣的標準來對兩種文體進行區別。報紙上新聞正文前面有某某報*月*日訊（消息頭）記者某某人，然后才是新聞正文的，就是消息。上來就是文章，最后才署作者名字的新聞，多數是通訊。企業的新聞通稿就是要模仿這些不同的文體，把需要傳達的內容預先寫好。

　　對于媒介公關經理來說，新聞通稿應該準備兩篇以上，至少保證一篇消息，一篇通訊。消息中應該包括整個事件的過程。通訊則是對消息內容的補充。可以是整個事件組織的背景情況介紹、也可以是一些花絮或者是企業中參與事件的人物故事等。）

　　3.經驗和社會常識不足。比如，把“全國會委員長”誤為“全國委員長”。更多的是把握不準報道的分寸與火候，誤撞紅燈。

　　4.責任心不強，作風不踏實。有的編輯記者存在嚴重的依賴心理，把本應在本環節解決的問題推到下一環節，把什么都推到終審發稿人那里。

　　5.“第一讀者”制度有待加強。對外部尚無專門通讀成品稿、專職挑錯的“一讀”，而有時雖有“一讀”工序，卻執行不夠有力。

　　8.由于心理誤區而致錯。有的奇怪錯誤，暢行無阻通過了許多關口而與讀者見了面，這常常與編輯的整體知覺誤區、注意力分散、消極情緒等有關。比如，把副總理“升格”為總理、把軍委“提升”為軍委主席、把“總理”輸入成“總經理”等錯誤，可能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

　　編輯在排除稿件中潛伏的“地雷”時，一般先從消息來源查起，看新聞出處是否權威可靠。這方面經常遇到的情況有14種：

　　在關鍵環節、關鍵材料、關鍵證據、關鍵詞語上，新聞來源不清楚和不準確，是造成失實的“關鍵所在”和“隱患所在”。像“據悉”、“據透露”、“據認為”、“坊間稱”等等，都被認為是有問題的消息來源。

　　英國《金融時報》對信息來源有嚴格的規定：編輯必須檢查消息來源，只有在確認報道的真實性后才能簽發上版。事實或言論越有殺傷力或爭議，就越要求標明出處。

　　有時，雖有確切來源，但記者在報道中卻故意匿名使用該消息來源。因為不這樣，有時連采訪都很難進行下去。比如，“水門事件”的“深喉”，也是事隔多年才現出真身的。但此中風險很大。《中國改革》雜志因為報道一起國企改制事件，被告上法庭，因其使用的材料均是匿名的“舉報人”。其總編輯無奈地稱，為保護舉報人，不會透露其姓名，那么只好自認敗訴了。

　　國外有媒體主張全面禁止匿名來源。有的則主張一篇報道中不能使用超過兩個的匿名來源。國內一些大的新聞單位規定，稿件中除了非常特殊的情況，應盡量不用匿名新聞來源。對所有議論性的材料一定要交待出處。與報道有關的主要事實和重要情節及觀點也需交待消息來源。但屬于公認的事實、常識性的內容以及記者親眼看到的東西，則不需要交待消息來源。

　　在處理匿名來源時，編輯要注意采訪對象是否是偷懶的記者虛構的，凡是看到“張先生”、“李小姐”之類，通常要打個問號。可以不在報道中公布消息提供者的姓名，但編輯自己一定要向記者問清楚：是誰說的？他的身份如何？敏感話題要有采訪對象的錄音或書面材料。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在新聞稿件中，涉及如下報道對象時，通常不宜公開報道其線）涉及案件的未成年人；（3）涉及案件的婦女和兒童（有特殊要求情況下）；（4）采用人工受精等輔助生育手段的孕、產婦；（5）嚴重傳染病患者；（6）精神病患者；（7）被暴力脅迫者；（8）艾滋病患者及HIV（病毒）攜帶者；（9）有吸毒史或被強制戒毒人員。遇上這九類人，稿件中可使用報道對象姓氏加某字的指代，如“張某”“李某”。不宜使用化名。

　　2005年，某媒體記者采訪有關中國政府網建設的新聞。該網當時正由新華網承建之中，這位記者采訪了新華網一位處級干部，對方提供了一些據說是“核心”的情況。但編輯不敢大意，將成稿送新華網審。新華網提出文中有多處失實，且在當時發布也是不合適的。

　　所以，編輯記者要記住一點：只有某種級別的人才可以說某種話，只有合適的人才能夠說出正確的線.孤證

　　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爆出過一則“著名”新聞：舉重運動員張國政的教練陳文斌告訴記者，賽前他專門準備了一張信用卡，可以透支4000歐元，相當于人民幣40000元。教練在張國政上場的時候，就拿這張卡在他眼前晃晃，說這里面有50萬元現金，這把舉起來就是你的了。記者據此寫了一篇新聞，但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國代表團官員乃至教練本人卻認為報道失實。到底如何呢？當教練員否認說過那樣的話時，媒體這邊卻拿不出證據、找不到證人。

　　英國《金融時報》規定：對于人們不想公開披露的內容，比如非法活動、會大幅裁員的接管和公司重組、技術開發秘密等，必須至少有兩個獨立的、權威的信息源，一般是三個相互驗證。如果一篇報道只有一個信息渠道并且無法進一步證實，這個信息源必須絕對可信，而且記者必須做好與資深編輯分享信息源具體身份的準備。

　　處理這類稿件時，編輯一定要認真分析調查的權威性、合理性和科學性，不能采用抽樣面過小的調查結論，也不能用局部區域的調查結論去推算全國的情況。有的新聞單位還規定，在引用社會調查結論時，來源應該是國家認可的權威調查機構（如國家統計局），而不能是社會上的一些民間調查公司，更不得使用網絡的調查（有人曾發現在2005年4月的網絡“反日入常”簽名中，很多網民都是重復簽名的）。

　　使用既有資料作新聞來源的情況并不罕見。下面這個案例是典型的：2001年《市場報》刊登了一條新聞：“在第四屆中國北京高新技術產業國際周暨中國北京國際科技博覽會上，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環境和可持續發展部主任魏紅指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中國竟然占了八個，我國城市生態環境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已經迫在眉睫。”這其實是1995年世界某組織對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的排名。事過六年再發出去，就是一條假新聞了。

　　資料一定要最新鮮、最權威。報道引用時，一定要用最新的。有的編輯在引用馬恩語錄時也用舊版本，便引發了差錯。

　　廣東某報轉載了上述《市場報》的文章，發表《廣州列為十大污染城市》一文，沒有經過核實，放大了《市場報》的失誤。

　　由于這方面的問題較多，國家有關部門還專門發布過關于加強文摘類媒體管理的通知以及關于進一步加強媒體摘轉稿件管理的通知，指出：有的轉載內部文件材料，造成泄密事件；有的從海外及港澳臺媒體中轉載帶有不良傾向的文章；有的追求獵奇，熱衷于轉載奇聞軼事；有的轉載虛假信息和失實新聞，以訛傳訛，在社會上產生不良影響。

　　以為官方文件都準確無誤，這個觀念本身就是錯誤的。2004年12月18日晚，新華社編輯核校經國務院領導及多個部門審定的消息稿《國務院頒布〈宗教事務條例〉》時，認為最后一段文字“《宗教事務條例》頒布后，國務院1994年頒布的《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同時廢止”有誤，因為《宗教事務條例》將于2005年3月1日正式施行，現在就廢止另一條例，會出現三個月的管理空白。經國家宗教事務局和國務院法制辦領導同意，按照編輯的意見把“《宗教事務條例》頒布后”改為“《宗教事務條例》實施后”。

　　引用專家作新聞來源的情況比較多。而專家往往以其權威身份，導致使編輯喪失警惕。《人民日報》2001年5月15日登載中科院院士王陽元談微電子科學的一篇文章，王院士在文中說，“芯片加工深度從1959年以來提高了140倍，而平均晶體管價格降低至原來的1／107文體娛樂頻道電視劇。如果小汽車也按此速度降價，那么現在小汽車的價格只有1美分。”有編輯質疑：以他這個1美分回推上去，則1959年一輛小汽車的價格，只需要1.07美元。這在科幻電影中倒是有可能。

　　不用境外媒體作消息來源，這是一條基本守則。境外媒體的報道，有的是無法查實，有的是傾向與我們不符。《了望東方周刊》曾批評厲以寧及其子涉嫌不法經商，引用了香港一家媒體的報道，結果厲氏家族要求道歉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理由之一就是刊物引用了“境外媒體的不實報道”。

　　2005年9月15日中午，某著名門戶網給用戶的手機發來一條據稱轉自人民網的“焦點新聞”：甘肅昨晚發生重大車禍，省監察廳廳長王潤康和省紀委韓豫平及司機因公殉職。王潤康前日參加完甘肅省反腐倡廉展覽后返回省城。次日晚，該網站再次給用戶的手機發來一條據稱轉自人民網的“焦點新聞”：甘肅公安廳稱，9月14日未發生三死八傷交通事故，省監察廳廳長王潤康等三人殉職純屬別有用心者故意捏造，有關部門正在調查處理。

　　《北京晨報》2005年7月6日刊登一條消息：《左權縣投資三億元興建中國“新聞烈士陵園”》。報道稱陵園占地300畝，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最大、也是惟一的“新聞烈士陵園”。

　　很快，左權縣委、縣政府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絕無此事。左權縣是國家級貧困縣，2004年財政收入才1.4億元，三億元投資約等于全縣兩年的財政收入。據山西媒體證實，關于新聞烈士陵園的“新聞原稿”出自一家名叫“將帥旅游開發有限公司”的單位，該公司設在左權縣，從事老區的旅游開發。原稿的紙張及電話號碼都是該公司的。看來，該新聞更像是一則軟廣告。另外，撇開別的不說，單就內容而言，“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最大、也是惟一的‘新聞烈士陵園’”，這句話本身就有語病。既然是中國惟一的，又何來中國最大？編輯是糊涂了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還是有意的呢？

　　媒體經常引用排行榜、評比榜公布的數據作新聞來源，但是，這里面也有很大問題。比如，有人指出，國內大學排行榜早已淪為商業化的一個東西了。據統計，在21世紀初，這樣的排行榜當有20個上下，無不備受爭議。如中國人民大學的思想教育系在一個排行榜上居第二，但排行榜發表之時該系竟然尚未招生；又如，中國校友會網的大學排行榜的“綜合聲譽”指標，竟稱南方醫科大學（即第一軍醫大學）的得分為零。此外，凡是遇到境外機構對我評比、評獎的情況，編輯記者也要十分小心地處理。

　　2006年期間，我社海外中文專線播發了一篇關于中國將啟動大型飛機研制項目的報道，由于沒有與的政府工作報告及其在另外場合的講話進行對照，誤將出自“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的內容置于名下。

　　在核實新聞來源之后，編輯記者應對稿件中的基本要素進行核查，主要是看構成新聞事實的主要成分如人名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地名、單位名稱、頭銜、組織機構名稱、時間、地點、數字、計量單位等是否準確。

　　時間方面的差錯實在是五花八門。有時，是缺失了時間；有時，是弄錯了時間；有時，是前后時間不一致；有時，編輯記者會把去年發過的稿件又發一遍，比如說某省又鬧禽流感了，一查是去年的事；有時，一些消失在時間長河中的詞匯會在稿件中“復活”，比如到了2005年還說“國營企業”；有時，是電頭中的日期錯了；等等。

　　2003年10月12日，新華社發表一篇重量級評論員文章《中國人民的感情和尊嚴不容傷害》，第三段出現了“日本軍國主義50多年前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的語句。隨即有讀者指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1937年，距今已有60多年，而不是50多年。而如果從1931年“九一八”算起，那就該是70多年了。這樣的新聞，日本人看到了，大概會暗笑吧。

　　有沒有地名？肯定是這個地方嗎？是這樣寫的嗎？如果編輯自己不能十分確定，則要查實。有的記者的筆下，會反復出現“廣西省”這樣奇妙而新鮮的用語。外國的地名，如“華盛頓”有時會錯成“紐約”。目前中國的陸地鄰國是14個而不是15個，編輯記者都清楚嗎？與地點相關的是方向，這也常常混亂，如“伊拉克北部”錯為“伊拉克南部”。注意，文中首次出現的鄉村，前面要加縣市省區名。

　　關于“此間”的用法也有慣例：盡管電頭中已包含事件發生地的地名，但是，電頭地名可能是大范圍的地名，而且“此間”的表述也不便于廣播電臺、電視臺在轉發時口播使用（不少電視臺都開設了“讀報時間”一類的欄目，主持人是弄不清這個“此間”的）。例：不要用“某某畫家的100幅遺作×日在此間拍賣”，而要說“某某畫家的100幅遺作×日在蘇州拍賣”。

　　這是差錯高發地帶，有時后果很嚴重。“劉紹棠”變成了“劉少棠”，“郎靜山”變成了“朗靜山”，“”變成了“唐家旋”，“”變成了“”等等都是常見的。

　　因此，編輯在處理稿件時，一定要對人物保持高度警惕：是否交代了人？肯定是這個人嗎？他的名字的確是這樣寫的嗎？前后文是否統一？會不會張冠李戴？的姓名都核實了嗎？雖然有名字，但這個人到現場了嗎？外國人的名字，首次出現時寫清全名了嗎？用的是姓還是名？不要以為港澳臺和海外華人的外文名可以用漢語拼音替代，或者，他們的外文名可以自己硬翻一個，譯名要以新華社編的譯名手冊為準。

　　2004年2月19日某中央級媒體播發的《綜合消息：俄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主要階段結束》一稿，倒數第二段出現了“演習由俄外交部長伊萬諾夫任總指揮”的話語，令讀者匪夷所思。編輯憑什么認為，外交部長也能勝任指揮軍事演習？其實是“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再早些時候，曾有編輯在稿件中將時任副總理的“提升”為總理，稿件播發后，外電還據此作了報道，稱“中國官方媒體非官方地把朱提升為了總理”。

　　職務以何種方式出現也有講究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中央總、國家主席、主席，有時，三項全都要有，少寫一項就是差錯；有時，僅能出現一項，多寫一項也是差錯。對于已經去職的，不要忘記加“原”、“前”。特別要注意，編輯改稿刪文時，有時會把職務刪去，結果，人物首次出場時，什么身份也沒有。要注意外國人職務的表述，比如，不要把“日本首相”寫成“日本總理”。

　　不能簡單地說“社科院”，要說“中國社科院”，因為還有“北京社科院”、“上海社科院”，首次在文中出現時，還要寫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想要爭取的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不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全國財經委員會”不要寫成“全國會財經委員會”，其負責人為“主任委員”，不要把“委員”兩個字弄丟了。

　　注意機構名隨時間的改變：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要搞清它們的歷史關系，不要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錯寫成“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新聞出版總署，別丟掉“總”字。非特殊情況下，要明明白白地寫出單位名稱，而不能是“一家高校”的某某說、“一家企業”的某某說。

　　“13億炎黃子孫”，對嗎？不對。炎黃子孫僅指漢族。對加入了外國籍的人士，不能再稱中國人，而要說外籍華人。2004年3月10日新華社《說英文、想東北、換大米——新任商務部長會見外賓擷趣》一稿的標題中，“外賓”的用法也不對，應為“外賓和香港客人”，其中第一段“日本和香港的四組外賓”應為“日本的三組外賓以及一批來自香港的客人”。

　　有的記者喜歡在稿件中反反復復地用“我”，顯示了強烈的自戀情結。對此，大的新聞單位均有規定，消息作者（個人）在稿件中出現時一般不使用“我”，而一般使用“記者”。在稿件中使用“記者”時，為便于廣播電臺、電視臺轉發時口頭播出，新聞稿件中不要使用“本報記者”，而應使用“某某報記者”。例：不要用“阿拉法特對本（我）報記者說”，而要用“阿拉法特對某某報記者說”。

　　數字是最容易讓編輯記者心煩意亂的東西，有時怎么看也看不出錯，但實際上就是錯了。凡遇上數字，均要好好質疑和核對，特別是對那些關鍵數字。

　　社會上還有一些人，懷著各種目的玩數字游戲，糊弄新聞單位，比如虛報產量，比如夸大災害損失，比如隱瞞死亡人數。編輯還要注意的是，不要渲染各地的GDP數字。2005年有一篇新聞叫《沂蒙老區現新城》這樣寫道：“去年底，又爆出一個令人振奮的數字：全市國內產生總值比原定計劃提前一年突破千億元大關。”這個數字有那么值得新聞單位振奮嗎？

　　有的數字是經過換算的，編輯要重估。講增長50%，應該說清具體數目。有時出現“下降××倍”的表述，而倍數是用來表達增量的，表示減量應采用百分數或百分比。表述過于巨大的數字要警惕，常常會出現有幾個零算不清楚的現象。數量的增長與減少與計算出來的結果要一致，如，“通過幾年的擴張，春都資產由1987年時的3950萬元迅速膨脹到29．69億元，增加了75倍。”75倍顯然是74倍之誤，計算時沒有扣掉基數3950萬元。還有如“家鄉建起了近五萬多立方米的水庫”，“近”與“多”同時出現，有矛盾。

　　其他經常遇到的情況還包括：使用阿拉伯數字不得當文體用品與科技，如把十佳青年誤為10佳青年，解放軍四總部誤為解放軍4總部，三天三夜誤為3天2夜；相鄰兩個數字并列連用表示概數誤用阿拉伯數字，如兩三個誤為2、3個；帶“幾”的字表示約數，誤用了阿拉伯數字，如十幾人誤用為10幾人；該用阿拉伯數字的地方沒有用，例如，物理量值中的數字，非物理量量詞（計數單位）前的數字，計數的數值，公歷世紀、年、月、日、時、分、秒，部隊番號、文件編號、證件號碼等；阿拉伯數字與漢字億、萬及計量單位連用失誤，如1.23億誤用為1億2千3百萬，3000元誤作3千元。

　　不是數學家的編輯記者，面對數字方面五花八門的問題，實在是沒有太好的辦法。只要碰到了數字，特別是關鍵數字，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當它是錯的，來一番核查。

　　對于各種計量單位的規范用法，編輯要加以核實，表述也要準確，比如，不能說“公分”，而應用“厘米”。在表示面積時，有時記者會誤用“米”，其實應是“平方米”。遇到一些比較新的計量單位，比如“納米”，它相當于多少米的幾分之幾，要認真核算文體用品與科技，看原稿究竟弄對沒有。

　　常用差錯主要有這樣幾種情況：使用不規范的量的名稱，比如，質量用作重量，電流用作電流強度，相對密度用作比重；自造名稱，比如，阿伏伽德羅常數（正確的應是阿伏加德羅常數）；量符號的使用不規范；單位名稱書寫錯誤；單位中文符號的書寫和使用不準確；單位國際符號書寫和使用錯誤；詞頭符號的書寫和使用不正確；使用非法定單位或已廢棄的單位名稱；數理公式和數學符號的書寫或使用不正確。

　　接下來，編輯記者要掃清新聞內容中的“地雷”。這方面的問題就更多了，也更為復雜。編輯記者有時要通讀幾遍稿件，才能看得出問題。事實的虛構、添加、拼湊、夸張、偏頗、假象和導演，對方針、政策和法規的違反，與新聞學基本原理的背離，都是寫稿時經常犯的差錯。

　　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新聞學或新聞報道的研究著作中，學者們經常談到兩樁著名的杜撰新聞。一樁是《吉米的遭遇》，另一樁是《希特勒的日記》。《吉米的遭遇》的杜撰者是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女記者，名叫珍尼特·庫克，當年27歲。當時報社猜測，在華盛頓地區吸毒的青少年中，可能會有一個依賴注射海洛因過日子的孩子。珍尼特．庫克為了與其他記者“競爭”，就編了一個故事：主人公吉米，八歲，黑人，住在貧民窟，沒有父親，是母親的男友給他注射了海洛因，從此染上了毒癮。這條新聞寫得精彩而感人，珍尼特·庫克因此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特寫獎。1983年，西德《明星》周刊發表了《希特勒日記》，名噪一時。不久，人們發現這是一個大騙局，是記者為了追求名利而有意偽造日記。大白后，記者被開除，總編輯辭職，《明星》周刊失去七萬訂戶。

　　有這么一篇稿件，里面提到：“讓查理更為費解的是，為什么中國和很多國家一樣都變成了只談論錢的國度”，“看到上海的街道變得越來越丑陋，簡直就好像是美國的一個城市”，“看到中國越來越像西方”。這些都是過于絕對的說法，雖是直接引語，公開發表后也易引起不好的理解。事實上，中國并不是一個“只談論錢的地方”，上海也不是每一條街道都“越變越丑陋”，整個中國也不是“越來越像西方”，事實上，中國的絕大多數地方比如農村還“太中國”。

　　凡是碰到“最”、“所有”、“一致”、“全部”、“第一”、“個個”、“人人”、“家家戶戶”等表述，編輯記者需要格外小心。有一些仿佛大長國人志氣的新聞，比如，“21世紀是中國世紀”、“中國是人類起源的中心”、“古代中國人就已經知道了計算機原理”等等，都要打上大問號。絕對化的負面結論，而又沒有調查數據的支持，也會招致反彈，比如說“中國是吐痰大國”。

　　4.不留余地，說過頭線年底，吉林化工廠爆炸的當天，有媒體在報道中引述吉化公司負責人的話：“爆炸沒有對空氣造成污染。”而同一天出現在同一張報紙版面上的照片，卻是遮蔽吉林市天空的滾滾濃煙，連外行人都看出來了，“沒有造成空氣污染”的話顯然是說早了，編輯怎么就看不出來呢？

　　有報道援引2006年初北京市人事局發布統計數字稱“北京現有200萬人才”。有讀者指出，在北京這個農村人口占有較重、學生又比較集中的城市，到底哪些人稱得上“人才”，這一數字令人疑竇重重。還有報道援引1月10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第五次全國群眾安全感抽樣調查結果稱，92%的被調查者認為社會治安環境“安全”或“基本安全”，網民一片嘩然，九成質疑這一數字。

　　新華社2005年2月27日在“永遠的豐碑”欄目中播發《瞿秋白》一稿，講到魯迅說過“瞿秋白的精神和為黨為人民的崇高品格是殺不掉的，是永生的”，有讀者質疑，稱這種話不可能出自魯迅之口。經查，這句引文只有后九個字是魯迅說的，前半句是作者添加的。

　　2005年1月6日和7日，武漢等地的多家媒體和網站報道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一名家境貧寒的女學生，兩年來靠在校內食堂撿吃剩饅頭和剩菜支持學業，整個2004年伙食消費僅8．35元。不少讀者讀得掉淚了，并憤然拍案而起。后來，這篇新聞被評為“2005年度十大假新聞”之首。

　　2005年1月1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2005，338萬畢業生如何就業？》一文，在小標題和正文中均提到“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今年已經達到19%，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其實，是記者把“毛入學率”當成辦學規模，導致了失實。

　　實際上，我國毛入學率僅居于世界第60多位。編輯或許不懂得毛入學率和辦學規模的差別，但他一定知道“希望工程”吧？

　　大學新聞系教學中經常舉一個經典例子：上世紀80年代，某大媒體登了一則著名通訊：一位老大爺在大風中數錢時，不慎將錢撒了一地。很多人呼喊著擁上來“搶錢”，又不約而同地把錢都送了回來，結果比老大爺掉的錢還多了一張。但誰也沒有料到，到了21世紀初，這則假新聞又被收入了小學四年級語文教材，供孩子們繼續學習。

　　另一個例子是上世紀90年代的“新三毛”。有一個農民偽造與女作家三毛的合影，自稱是“生于中國、屬于世界的影視歌全棲明星”和作家，居然很多媒體追著進行報道。太像新聞的新聞，就是說它的新聞價值看上去很高，情節十分奇巧，既符合宣傳要求，也具有市場賣點，但是，都是編造出來的。因此，編輯大凡在覺得眼前一亮時，就需要警惕了。

　　名人新聞，大家都搶，但要謹防出錯。比如，2005年12月9日，《蘇州廣播電視報》刊登該報記者凌云采寫的“王小丫陳章良攜手入圍城”的報道，講央視著名節目主持人與大科學家結婚，隨后國內媒體紛紛轉載。事實上，該報記者是在未經證實的情況下，把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當作新聞予以報道。

　　（陳章良，福建福清人，無黨派。1961年出生。他于1987年在美國華盛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我國著名的熱帶生物學專家。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農業大學校長等職，現任全國政協，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因為報道名人而失實，而被名人追著打官司，最后媒體敗訴的，已有不少先例。所以，凡遇到名人新聞，編輯不要激動，先冷靜下來仔細審查，看新聞來源實不實、新聞元素全不全。

　　凡涉及歷史，往往易出問題。一是事實性的，如2004年有一篇報道《專家呼吁：應盡快搶救現存藏書樓》，談到很多古代著名藏書樓和藏書家，短短一篇稿件之中，就將鎮江專藏四庫全書的文宗閣錯為“文字閣”，宋人尤袤錯為“尤褒”，明人尤侗錯為“尤桐”，湖州嘉業堂錯為“嘉興堂”；二是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隨便翻案，借古喻今；三是文章中引用古詩、古文的時候，都要與原文進行核對，這方面出錯的情況也非常多。

　　凡是遇上歷史方面的問題，編輯都要慢下來，仔細查證，因為實在是往事久遠，知識又很深奧，上也很敏感，是錯誤屢發的領域。

　　文章前后應該一致，否則就要鬧笑話。李學生是一個有名的英雄典型，有一篇贊揚他的稿件叫《好人李學生》，前面說：“聽說救人的英雄犧牲了，被救小男孩千萬百計找到了李學生的妻子。”后面又說，李學生“27歲才結婚，女兒剛剛1歲時，妻子就因病去世。”這就很奇怪了。李學生犧牲時是37歲，難道因病去世的妻子復活過來，又與他團圓了嗎？通篇也沒有交代新找到的李學生的妻子是怎么回事。讀者很費解：英雄就算再婚或者復婚了，記者也不好意思說出來嗎？

　　還有一篇《河南207名煤礦事故責任者受到嚴肅處理》的稿件，導語中說“河南省各類煤礦2004年全年共發生重大、特大事故18起，死亡81人”，但最后一段卻說僅大平煤礦和新生煤礦兩起事故就“造成100多人遇難”。讀者心想，那些多出來的遇難者不會是鬼吧？

　　記者有時候會想像出一些東西來，企圖讓編輯信以為真。讓我們再次引用一下那個最著名的例子吧：“一陣陣冷雨落在黃繼光的脖子上，敵人的機槍仍在嘶叫，他從極度的疼痛中醒來了。他每一次輕微的呼吸都會引起胸膛劇烈的疼痛……黃繼光又醒來了文體娛樂頻道電視劇，這不是敵人的機槍把他吵醒的，而是為了勝利而戰斗的強烈意志把他喚醒的……后面坑道里參謀長在望著他，戰友們在望著他，他的母親也在望著他，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為在鼓舞著他……黃繼光一躍撲上了敵人的槍眼……”

　　遺憾的是，這樣的合理想像，至今不能杜絕。對外部高級編輯吳月輝同志曾舉例說，南方某著名周報辦的《MANGAZINE名牌》號稱是國內第一本面向男性精英群體的高品位雜志。2005年，它刊登了一篇吹捧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陳久霖的文章，剛印出來，中航油就爆出牽涉陳久霖的損失五億美元的大案。這篇吹捧文章對陳久霖有一段散文化、很感性的評價：“回顧在新加坡這七八年的歷程，偶爾，陳久霖也會感到疲憊，一句‘想做點于國于民都有利的事，實屬不易’透露出他內心無限的感慨。每次回到家鄉湖北黃岡浠（xi）水，他都要找個時間在群山中獨步，這是他少年時思考問題的地方。夕陽西下，夢想和些許悵然在他的低頭沉思間，也徘徊在了心底。”吳月輝同志對此評價說：記者怎么會知道陳久霖在家鄉群山中獨步徜徉呢？當然是陳自己說的，然后被記者想像加工美化制造出來的場景。

　　這種差錯，因為不是出現在同一篇稿件里，編輯往往疏忽。有媒體在2004年2月26日這天發表《我國可觀賞“三星一線”天文現象》一稿，預告說“我國27日夜晚將發生月球遮掩木星的天象，人們可觀賞到‘雙星伴月’和‘三星一線’的天文景象”，而且“是一次難得的天文奇觀”。可是，在27日夜和28日凌晨天文現象真的出現時，該媒體卻沒有發出任何報道。大概，是記者所在的城市上空，被烏云遮住了吧。

　　有的新聞單位明文規定，對預告式的新聞要謹慎，一般不得事先播發。因為，情況經常處于變化之中，安排好的事情不一定真的發生。如果多次發表兌現不了的預報，媒體就會喪失信譽。

　　1996年5月文體用品與科技，《中國婦女報》發表了一項讀者調查報告，內容是“家庭教育的十大難題”。共有3000多名家長回答了問卷文體娛樂頻道電視劇。在頒布這項調查結果時，研究者特別聲明，此項調查的結果只代表這3000多家長的意見。但一家報紙在介紹這項研究時，為吸引讀者注意，將新聞標題做成：“6000萬家長坦言：我是個失敗的家長”。而另一家報紙在轉載這條消息時寫道：“全國家庭中有20％的父母坦言‘自己是失敗的父母’。”

　　再有，幾戶農民辦了個圖書室，新聞報道就說“我國農民熱愛讀書蔚然成風”。2006年初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提出，要力爭到2020年把中國建成一個“創新型國家”，既然要用至少15年，說明任重道遠。但有的稿件卻這樣說：“中國的科技創新綜合指標已相當于GDP五六千美元國家水平”、“中國創新能力指數已接近20，而超過25即被認為是創新型國家”，給人以水到渠成、信手拈來的感覺。

　　不能將“殘疾人”稱為“殘廢人”，不能將“盲人”稱為“瞎子”，不能將“聾啞人”稱為“聾子”“啞巴”，不能將精神病患者稱為“瘋子”，不能將智力障礙者稱為“傻子”“呆子”“弱智”。在一些非引用不可的對話中無法回避這些稱呼時，應使用單引號。對于未經法院審判的文體用品與科技，使用“犯罪嫌疑人”，而不能用“罪犯”。不能一提到老人，便形容他們保守、思想僵化。不要下意識歧視女性，比如，有一篇新聞表揚大學老師愛護女生，要求不把女生分配到艱苦地方去。女讀者看了后說，你怎么知道我們就不能去艱苦地方？這分明是公開的歧視。又比如，報道反腐案件，若涉案嫌疑人是女的，就要在標題中給予特寫“女如何如何”。民族歧視的問題，就是性的了。地域歧視是近來新聞報道中的常見問題，比如，老是對河南人含沙射影。

　　如1997年1月11日新華社播發的《美國著手研制新型戰艦》一稿中有這樣的語句：“裝備500個各種飛彈發射器，包括射程700海里的戰斧式巡洋導彈和射程250海里的155毫米穿甲大炮。”把巡航導彈稱為巡洋導彈，把大炮列入飛彈發射器，把大炮的射程提高到250海里，編輯的無知，使讀者懷疑：美國難道真的在研制新型戰艦嗎？

　　編輯在任何時候都要考慮整篇稿件或稿件中的某個提否違法。有媒體宣傳“愛心收養”，就被有關部門指出是違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規定：收養人必須無子女、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年滿35周歲以及收養人和被收養人的關系應該是父（母）子關系，而不應以祖孫相稱等等。但在報道中，被宣傳的收養人有的年齡高達六七十歲，有的是病殘人，有的生活條件很差，沒有收養和教育的能力。民政部門說明，這種生活環境不利于被收養人的成長。如果路遇棄嬰，應該送交門或民政部門。還有，媒體表彰15歲的保姆、報道15歲的小工人等都屬于“認同”童工，違反《勞動保》；表彰中小學生救火則違反《森林保》。

　　編輯處理稿件時經常遇到的問題，往往涉及《民法》、《版權法》、《未成年人保》、《婦女權益保》等。隱私權、名譽權、肖像權是目前新聞訴訟中的焦點。

　　特別是注意直接引語是否忠實于原意。國內媒體上往往會出現記者編造采訪對象話語的現象。有的時候，是記者把自己意釋的話語，當作直接引語用雙引號框起來使用。對于的引語，則要反復核查，查到原始出處，不能剪貼網上來源不明的話，不能自己隨意亂改。

　　吳月輝同志曾收集了一些這方面的例子：為了滿足“的好奇心”，一些死刑犯尤其是年輕女犯臨刑前的圖片通過媒體廣為流傳。

　　《21歲女毒犯穿繡花鞋赴刑場》圖片就登在很多媒體上。流傳更廣的是海南省定安縣陳平被處決時圖片和文字，許多媒體配發以一幅陳平被押赴刑場的側正面照片，能清楚地看到她的脖子上套著繩子。有一條消息詳細報道了陳平在執行死刑前的狀態，說她“被押出看守所時，她用嬌柔的身體拼命掙扎著，那頭秀黑的長發下，是一張很清秀的面孔。”一家媒體在采訪深圳周一男滅門案犯時，問了一個相當幸災樂禍的問題：“想到要執行死刑了，會不會感到不舒服，還是很平靜？你覺得可惜嗎？”

　　有的記者會把別的媒體發表過的文章，幾乎原封不動，作為自己的作品，送給編輯。有的社會作者的來稿也可能是抄襲文章。編輯應注意識別。常常可以通過網絡搜索到原作。

　　凡涉及敏感問題的、凡涉及中央領導同志和省部級官員的稿件，編輯腦子中要一根弦：送審了嗎？送審手續完備嗎？否則一旦出了問題，很難說清楚。編輯一定要注意把好關。

　　一是錯用同音字，如“窩贓點”錯為“窩臟點”、“賬戶”錯為“帳戶”、“按部就班”錯為“按步就班”、“戴”錯為“帶”、“敞篷潑水車”錯為“敞蓬潑水車”、“破壞分子”錯為“破壞份子”；二是錯用形近字，如“王光亞”錯為“王興亞”、“矍鑠”錯為“矍爍”、“日寇”錯為“日冠”、“瀕臨”錯為“頻臨”、“杯盤狼藉”錯為“杯盤狠藉”、“涉嫌”錯為“涉賺”；

　　（2）脫漏字。多系寫作或錄排疏漏，或編校過程中誤刪。漏句、漏行也常出現，電腦轉版制作時還會出現大面積文字丟失。

　　（3）衍字或多字。如“醫院為患者”錯為“醫院的在為患者”、、“五人死亡”錯為“五人中死亡”、“但由于”錯為“但由于由于”。

　　（4）掉漏字。“各級紅十字會”錯為“各級紅十字”、“平方公里”錯為“平方里”、“有限公司”錯為“有限公”、“大部分人”錯為“大部人”。

　　（5）顛倒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如“敗壞了黨的優良傳統”錯為“壞敗了黨的優良傳統”、“薩巴阿農場”錯為“薩阿巴農場”。有時會用現字體倒置。

　　（11）漢語拼音拼寫錯誤。對付錯別字，主要從音、形、義三個方面去留意。要想盡量消除錯別字，編輯除了熟背《常用錯別字手冊》或者《新聞發稿易錯字語表》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如“品位與品味”、“化妝與化裝”、“必須與必需”、“度過與渡過”、“以至與以致”、“圣地與勝地”、“截止與截至”文體用品與科技、“合龍與合攏”、“檢查與檢察”、“學力與學歷”、“反映與反應”、“處治與處置”、“爆發與暴發”等，極易混淆錯用。還有的是不知其義而誤用，如“綠茵如毯”、“這位莘莘學子”、“電視劇收到萬人空巷的效果”等。“綠茵”是形容綠草如毯子，“莘莘學子”是指“眾多（或廣大）學子”，“萬人空巷”是指人們紛紛走出家門。

　　（3）用詞褒貶不分。如“始作俑者”是貶義詞，不能用來形容一個人的創新，“炙手可熱”形容依仗權勢作威作福，不能用來形容走紅、搶手。而“差強人意”是褒義詞。

　　（4）錯用成語。把“明日黃花”誤作“昨日黃花”、將“求全責備”拆作“不因求全而責備”、用“美輪美奐”（專用于形容建筑物的高大宏麗）來形容一切美的事物、用“七月流火”（描寫夏末秋初天象）來形容夏日熱浪、用“首當其沖”（處在沖要位置）用來比喻沖鋒在前等，都是誤用。

　　（6）合適性。用詞要合適，注意搭配。比如，逝世、死亡、遇難、喪命、歸天都有確定的含義，用在不同場合、不同人的身上。《深切的關懷殷切的希望——總理給一位碼頭工人的信》中的副標題原為“共和國總理給一位碼頭工人的信”，“共和國總理”不確切，要用也只能用“共和國政府總理”。編輯將此改為“總理”。

　　（7）慣用法。比如溫度的標示，一般使用攝氏溫標標注溫度單位。“攝氏度”應連用，不能分寫。如：“8日的氣溫下降到零下3攝氏度”，不要使用“8日的氣溫下降到攝氏零下3度”。關于鐵路“上行”、“下行”的規定，我國鐵路列車在干線上朝著首都方向行駛、在支線上朝著連接干線的車站行駛，叫做上行；反之叫做下行。“左岸”、“右岸”的表述，也有講究。面向水的流向，左側江（河）岸為左岸、右側為右岸。這一術語現在被認為不利于普通讀者理解江（河）流的流向以及一些非東流江（河）流的方位。因此，在報道中應盡可能用東南西北的方位概念來描述，即“東岸”、“西岸”、“南岸”、“北岸”。

　　（8）科技名詞誤用。如“樹脂”誤為“樹酯”、“聚酯”誤為“聚脂”、“脈搏”誤為“脈博”、“海綿”誤為“海棉”、“金剛石”誤為“金鋼石”、“麻風病”誤為“麻瘋病”、“水蒸氣”誤為“水蒸汽”等。

　　（1）名詞、動詞、形容詞使用或搭配不當。比如，“這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恥辱”，“恥辱”在這里不搭配。“中國參訪團祭奠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文體娛樂頻道電視劇，亦屬動賓格搭配不當，正確表述應為“祭奠七十二烈士”或“祭掃七十二烈士墓”。

　　（2）指代不明。如：“張總經理和李總工程師正在討論一個技術項目，他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讀者不能明白這個“他”指的是誰。（3）副詞、介詞、連詞使用不當。

　　（2）成分多余或殘缺。如“勞模的事跡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已經四個多月過去了”、“這是她的第一篇作”、“讀了《傷仲永》，使我深受教育”、“這種電視機外形美觀、畫面清晰、價格適中等優點”。（3）語序不當。如“大量紡出優質高級紗”、“從此發誓不吸煙”、“王華從家里和姐姐趕到了現場”。

　　包括點號和標號使用錯誤。新聞稿中常見的有近30種情況，典型的有：一逗到底；非整句引文句號誤置于引號里面；非并列詞語之間的停頓誤用逗號；“第—”等后面誤用頓號；“某某說”插在引文的中間時“說”的后面誤用冒號；省略號前后保留了頓號、逗號、分號，等略號與“等”并用；間隔號（中圓點）誤為頓號或下腳圓點；表示年月日的間隔誤下圓點、一字線或破折號；等等。

　　舉一個因標點符號使用不當造成差錯的例子。2003年12月9日，美國總統布什同在白宮舉行會談。新華社關于會談中討論問題的報道說：布什表示：美國方面理解中方的關切。美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恪守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反對“獨立”，這一政策不會改變。最近從傳出一些試圖改變現狀的信息，令人不安，美方不贊成，我們反對單方面試圖改變現狀的做法。

　　從上下文看，如用逗號，則表示美方對試圖改變現狀的舉動感到不安，表示不贊成，反對單方面試圖改變現狀的做法；而如果改用句號，那就意味著，美方對試圖改變現狀的舉動感到不安，表示不贊成。但是美方反對兩岸任何一方試圖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做法，包括反對我們用武力解決問題。最后，新華社不得不對全國媒體播發“重要改稿”。

　　經常有記者把美國空軍在其盟國的基地叫做空軍基地，這也是錯誤的。在美國空軍里，空軍基地和航空基地有著嚴格的區分。其中，空軍基地的英文為“airforcebase”，航空基地的英文是“airbase”。在這里，把“airbase”當作“空軍基地”是不對的。美國空軍一般把自己國土上使用的基地叫做空軍基地，而把在盟國使用的基地叫做航空基地。

　　翻譯差錯可能引起軒然大波。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報道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2006年1月14日講話時，將他所說的“伊朗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這樣的權利是不可剝奪的”誤譯成“擁有核武器是伊朗不可剝奪的權利”，全世界震動，伊朗方面因此吊銷了CNN駐伊所有記者的記者證。國內媒體也出過類似的差錯。在《鄧副總理會見布朗國防部長》一稿中，編輯把“呼吁世界各國聯合起來”錯譯為“呼吁世界各國結成同盟”，導致性差錯。因此，敏感問題、重要表態和數字的翻譯一定要注意。轉引外電外臺報道時，盡可能核對最貼近的新聞源，避免多層次轉譯。

　　如《歐盟駐華科技外交官關注中國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一稿中，“科學技術”縮寫為“科術”。不明就里的讀者會想：“科術”與“巫術”是何關系呢？《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簡寫成《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就準確。還有文章把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簡寫為“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這就不僅是不全面，而是完全沒有體現出黨的十六大精神。另外還有稱“內蒙古人”為“內蒙人”。對于一般人不太清楚的英文縮寫，第一次出現時，要寫出中文全稱。

　　這類錯誤十分常見，如將SARS誤為SAPS。《家用步行機器人在日本上市》一稿中，將“ZNP公司”錯為“ZMP公司”。還有大小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