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文體委員競選演講稿公文有哪些文體文體學的定義

　　邁克爾·舒德森將新聞視為一種文化形式,關注其歷史生成的過程,主張將新聞業的變遷與其所處社會的歷史變遷相勾連,在關系和互動的視野中展開考察,并引入有關權力、文化的理論,應用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框架進行分析

　　邁克爾·舒德森將新聞視為一種文化形式,關注其歷史生成的過程,主張將新聞業的變遷與其所處社會的歷史變遷相勾連,在關系和互動的視野中展開考察,并引入有關權力、文化的理論,應用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框架進行分析。

　　寫作本文,旨在回應國內有關新聞史研究路徑的討論文體學的定義。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新聞學界就開始了對中國新聞史研究路徑的反思(寧樹藩,1982)文體委員競選演講稿。進入新世紀以來,相關討論更趨熱烈,2007年到2010年間,《新聞大學》與《國際新聞界》先后開辟專欄,新聞史研究領域內的名家紛紛撰文,就新聞史研究展開全方位的探討。研讀相關文獻,主要成果如下:一是強調研究者應樹立“本體意識”,確立新聞業自身在新聞史研究中的主體地位,書寫“報刊的歷史”,而非“歷史的報刊”(寧樹藩,2007;郭麗華、寧樹藩,2007;黃旦,2007;吳文虎,2007);二是主張研究者應具備“問題意識”和“理論視野”,擺脫“編年史”的思維定式,尋找史料之間的內在邏輯,從而使新聞史獲得鮮活的生命力(李金銓,2009;黃旦、瞿軼羿,2010;王潤澤,2010);三是探討新聞史研究范式轉型的可能路徑,提出從傳播學的5W 框架、媒介生態學、主流史學文體學的定義、社會史范式、社會建構論中獲得新的視野,進行更為專業化的研究,實現路徑更新(田秋生,2006;李彬,2007;吳廷俊、陽海洪,2007;王潤澤,2008;裴曉軍、路鵬程,2008;唐海江,2010)。持續數十年的討論已全面地涉及了新聞史研究的各個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然而,在完成了面上的掃描后,著眼于個案和點的考察尤顯重要,邁克爾·舒德森(下文簡稱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正是這樣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經典個案。

　　眾所周知,舒德森乃新聞史研究名家,其研究獨樹一幟,有著廣泛的影響公文有哪些文體。在其名著《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中譯本(舒德森,2009)封底有一段這樣的推介語:“作者跳出傳統新聞史研究囿于描述性或闡釋性的窠臼,開創了美國新聞史研究的社會科學流派。”在另一本名著《新聞社會學》中譯本(舒德森,2010a)的譯者后記中,譯者徐桂權作出了這樣的評價:“他的論著的鮮明風格是兼具歷史經驗與思辨分析,史論結合,論從史出,并且總是在社會語境中觀照媒介,將新聞的生產與社會的變遷聯系起來。這樣一種研究取向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可見,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所具有的方價值得到了上述譯者的高度肯定。

　　查閱文獻,國內涉及舒德森新聞史研究取徑的主要成果如下:迄今為止,最有價值的研究文獻為《從哈德森到夏德森:美國新聞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談》(陳昌鳳,2003),作者依據文獻,對美國新聞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進行了述評,并將舒德森(該文稱為“夏德森”)作為新聞史研究傳播學派的代表進行了個案考察,發現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呈現出社會學視角,在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上均突破傳統,但在該文中,舒德森僅是美國新聞史研究演進過程中的一環,作者的分析主要依據舒德森的博士論文《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抓住“兩個模式”展開分析,尚未充分地展開;張彥(2009)針對埃默里的《美國新聞史:大眾媒介解釋史》與舒德森的《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展開比較分析,探討兩書在歷史敘述上的差異。此外,馮悅(2010)研究了美國新聞史教研的問題與趨勢,文章提及舒德森對美國新聞史研究所提出的批評,并將其研究歸入“文化史”方向。綜上,既有的研究成果雖能為我們提供重要的啟示,但由于受到研究素材的局限,在廣度與深度上有待進一步開掘。鑒于此,本文嘗試依據中外文獻,首先從理念與實踐兩個層面探討舒德森新聞史研究取徑的特征,隨后分析其背后的學理脈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掘其方價值,以期回應學界近年來的相關討論文體學的定義。

　　舒德森最有影響的新聞史研究成果無疑是研究新聞客觀性的《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其他主要研究成果則收集在《新聞的力量》(舒德森,2011)和《為什么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舒德森,2010b)兩本論文集中公文有哪些文體。1995年出版的《新聞的力量》一書分上中下三部,起首上部名為“歷史視野下的新聞”,收集了4篇新聞史研究論文;2008年出版的《為什么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則收集了兩篇新聞史研究論文文體委員競選演講稿。另外,還有一篇延續其博士論文話題的重要論文《美國新聞業中的客觀性準則》(Schudson,2001)則發表于2001年8月號的《新聞學》,尚未譯成中文。

　　在從事新聞史研究實踐的同時,舒德森也積極參與美國新聞史學界有關新聞史研究路徑的討論,并提出了系統的理論。這方面的主要論著有:1987年發表于《大眾傳播批判研究》的論文《史學?》(Schudson,1987)、1991年收集于《大眾傳播質化研究手冊》中的《傳播研究的歷史取徑》(Schudson,1991)、1997年發表于《新聞與大眾傳播研究季刊》的論文《新聞史研究的幾個棘手問題》(Schudson,1997)公文有哪些文體、2013年發表于《美國新聞學》中的論文《420或450年:作為文化形式的新聞與作為歷史形成范疇的新聞業》(Schudson,2013)。上述論著中,只有第三篇被譯成了中文,并發表在1998年第3期的《國際新聞界》。

　　新聞史研究什么? 這看似為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新聞史自然是關于新聞和新聞業的歷史,然而,為何不同的新聞史家寫出的新聞史會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呢?原因在于對“新聞”“新聞業”的不同理解。

　　對于新聞和新聞業,舒德森有著獨特的定義。在他看來,新聞是文化的一種形式,新聞業是一種歷史形成的范疇。作為文化形式的新聞,是人類社會特定歷史階段出現的一種文體,以特定的方式講述特定類型的故事,類似于小說、科學實驗或是奏鳴曲,由某一個體或某個專門機構依據特定的傳統與慣例生產出來(Schudson,2013)。

　　新聞和新聞業一體兩面,它們并非人類社會普遍和永恒的特征(舒德森,2011,p.35),有一個生成、發展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變化的過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地區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如將新聞定義為刊載于定期出版物、報道新近事實、討論社會公共事務進而形成公共的文體,那么,在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新聞與新聞業,萌芽于16世紀,基本成型于18世紀。也即是說,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新聞與新聞業的存在時間不過400來年(Schudson,2013)。

　　既然新聞與新聞業是特定歷史階段生成的文化,并依時空而變,那么新聞史家應該關注的就是變遷。基于此,舒德森提出,新聞史的中心任務就是回答下列問題: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和地區,新聞與新聞業如何演變? 呈現出何種不同面貌? 為什么? (Schudson,2013)

　　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形式,新聞和新聞業產生、成長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中,是人類實踐的產物。新聞和新聞業的變遷與社會的變遷密不可分,二者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因而,舒德森強調,考察新聞與新聞業的變遷,必須具備開放與互動的視野,從媒介與社會互動的關系入手,與其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的變遷相勾連。舒德森的這一思想,在《傳播研究的歷史取徑》(Schudson,1991)一文得以集中闡述文體學的定義。在該文中,舒德森指出,傳播史研究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宏觀史(macro-history),二是真歷史(history-proper),三是媒介機構史(institutional-history)。宏觀史所探討的主要問題是傳媒技術的變遷如何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媒介機構史主要著眼于傳媒體系的歷史演進;有別于宏觀史和媒介機構史,真歷史所考察的是媒介與文化、、經濟、社會歷史間的互動關系,所提出的主要問題是“傳播的變遷與社會的變遷如何相互作用?”舒德森對于宏觀史與媒介機構史提出了批評,認為前者忽視了社會對媒介的影響,后者則很少考察傳媒對社會的影響,進而明確地倡導真歷史。

　　對于新聞史研究,舒德森在強調問題意識的同時,更重視理論的應用,明確主張研究者應具備理論自覺,引入社會科學的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那么,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應該主要引入何種理論呢? 舒德森認為,有關權力、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有關權力與文化間相互關系的社會科學理論會有助于新聞學的研究(Schudson,1987)。為何是引入與權力、文化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作為分析工具? 舒德森的這一主張同樣是基于其對新聞與新聞業的定義。其一,既然新聞與新聞業是一種文化形式,應用有關文化的理論進行分析就是恰當的也是必需的;其二,既然新聞與新聞業的發展變化與其所處的社會密不可分,受制于、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力量,期間上演著各種社會力量的博弈,那么,應用有關權力、權力與文化關系的理論進行分析就是可能的也是合適的。

　　1982年,舒德森發表論文《敘事形式學:報刊與電視上新聞報道慣例的出現》(Schudson,1982),該文研究了美國自1790年至20世紀初報刊有關總統國情咨文的報道在報道形式上的變化。論文所提出的主要問題是:20世紀美國新聞界在進行總統國情咨文報道時所普遍采用的一些慣例(包括概述式導語、倒金字塔結構、以總統為主要角色、重視解釋等)是如何形成的? 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舒德森發現,自1790年至20世紀初,美國國情咨文的報道方式經歷了三個階段,完成了從速記式新聞到概述式導語新聞的轉變,確立了新的慣例。(Schudson,1982)舒德森不僅描述了這一變化的過程,并從媒介變遷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入手,在解釋報道慣例變遷的原因的同時,分析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在分析原因時,舒德森并未將其僅僅歸結于傳播技術的變遷(電報的應用),而是更加重視特定歷史情境中的、社會因素,包括美國現實的變化、新聞工作者職業意識的覺醒與自主性的增強、報紙讀者結構的改變等。在分析影響時,他深刻地指出,這些慣例強化了關于世界的某些解釋,以致使報道本身成為敘述形式的中的一部分(舒德森,2011,p.59)。

　　1994年,舒德森發表力作《發問權威:美國新聞采訪史,1860年代至1930年代》(Schudson,1994)。該文所研究的主要問題是:新聞采訪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和寫作形式,在美國新聞史上是如何制度化的? 該文描述和分析了采訪作為一種社會交往方式及新聞職業中的一個核心部分,在美國歷史上產生公文有哪些文體、受到質疑并最終被接受和制度化的歷程文體委員競選演講稿。舒德森認為,作為制度和慣例的新聞采訪具有現代性與美國性,也即是說,具有特定的時空背景。同時,新聞采訪的興起本身也促進了文化與社會的現代性。換句話說,采訪的興起與制度化有賴于美國社會的現代化,同時,其本身也是美國現代化的一部分。

　　2001年,舒德森發表論文《美國新聞業中的客觀性準則》(Schudson,2001)，對其博士論文所涉及的客觀性話題進行了更為充分的探討。論文所提出的主要問題是:為什么美國新聞業中產生了客觀性這一職業準則? 舒德森從普遍的社會現象的視角,應用涂爾干和韋伯的社會學理論,聯系美國的歷史,對作為觀念和新的文化形式的客觀性展開考察,指認了催生道德準則的四個社會條件,發現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美國恰好同時具備了這些條件,為滿足內部社會整合與社會控制的需要,新聞界提出了作為職業意識形態和職業操作守則的客觀性準則。

　　至此可以對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取徑做一個總結:其一,舒德森主張研究新聞史要從問題開始,關注新聞與新聞業的歷史變遷;其二,將新聞業的變遷與其所處社會的歷史變遷相勾連,在關系和互動的視野中展開考察;其三,將新聞與新聞業視為文化形式與社會慣例,引入有關權力、文化的理論,應用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框架展開研究。簡而言之,“變遷”“互動”“文化”是舒德森新聞史研究取徑的三個關鍵詞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

　　在一篇回應約翰·尼祿(JohnNerone)的文章中,舒德森(Schudson,1987)，明確地與莫特、埃默里等傳統主流新聞史家劃清界限,認為自己與亞歷山大·薩克斯坦、丹·席勒等人更為接近,同屬修正主義者和“新社會史家”。那么,作為修正主義者的舒德森與埃默里等傳統主流新聞史家有何不同呢?

　　其一,提出的問題不同。埃默里為代表的傳統主流新聞史家所追問的是:在歷史的長河中,新聞人是如何展開持續的努力,沖破種種內外部障礙,贏得信息和觀點的自由流動,并最終使新聞業成為服務于的一種機制的? 舒德森所追問的則是: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的新聞(包括作為文體的新聞與作為慣例的新聞生產方式)是如何歷史地形成的? 換句話說,埃默里等人所問的是:新聞業有著何種光輝的過去? 而舒德森所關心的則是:新聞人為何如此行事?

　　其二,解釋的模式不同。埃默里為代表的傳統主流新聞史家通常采用進步主義的闡釋模式,以沖突論和進步論解釋新聞史,即將美國新聞史看作是人們為了爭取傳播自由,在與各種控制力量發生沖突的過程中不斷進步,并最終贏得自由的過程。與前者不同,舒德森則更多地轉向了文化的闡釋,反對簡單的經濟技術決定論,將新聞與新聞業的變遷與更為廣闊的、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既承認外在社會結構對新聞和新聞業的制約,也重視新聞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主觀能動性。

　　有必要對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取徑做出進一步追問:為什么他會選取這樣的研究路徑?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嘗試從以下兩個方面尋找答案:其一,他接受的是社會學的學術訓練;其二,他所處的時代發生了重要的史學變革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

　　在《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舒德森,2009,pp.2-3)一書的中文版自序中,舒德森自我表白道:“我所受的是社會學的教育,驅使我寫作《發掘新聞》的那些設想和問題,也都是社會學意義上的…… 單就本書的立場來看,其社會學的框架隱現于背景之中。”眾所周知,舒德森拿的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接受的是社會學的學術訓練。其實,不單是《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他所有新聞史研究作品都呈現出社會學的底色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不過,盡管舒德森表明了自己的社會學取向,卻并未闡明其所謂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問題與框架到底是什么? 對于此,我們有必要做一番分析。

　　與其他學科相比,社會學有著獨特的問題意識和分析框架,《社會學之思》(鮑曼、梅,2010,pp.9-11)一書的作者認為,社會學的特質在于:其一,與常識保持持續密切的對話,省察被視為想當然的東西,對于社會生活中的例行常規發問,從而去熟悉化;其二,采用關系和互動的分析視角,在社會網絡和歷史情境中,對人類行為展開考察。研讀舒德森的新聞史論著,上述兩方面的特征體現得非常突出。

　　如前文所述,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有著明確的問題意識,而且其所發問的對象正是新聞業的例行常規,包括客觀性、新聞采訪、概述式導語等。記者遵循客觀性準則,通過新聞采訪獲取素材,以概述式導語和倒金字塔結構寫作消息,凡此種種,都是現代記者的例行工作方式,人盡皆知,且看似天經地義,然而,舒德森就從這些方面下手,并且告訴我們,這些看似天經地義的東西其實并非從來就有的,也不是到處一樣,它們有著自己的產生發展的歷史,在不同時空中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在對新聞和新聞業的變遷展開分析時,舒德森則處處將其置入特定的社會歷史時空,在關系和互動的視野中進行考察,探討社會的報刊與報刊的社會。如前文所提及的三個案例,概述式導語既是美國現實變化的產物,同時也成為敘事形式的美國的一部分;采訪的興起與制度化有賴于美國社會的現代化,同時,其本身也是美國現代化的一部分;客觀性既是美國市場社會的產物,也是美國市場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

　　Barnhurst和Nerone(2009)認為,1970年代,美國史學研究中的社會史運動對新聞史研究產生了影響。盡管在史家實踐中,社會史以不同的面目出現,但也有著內在的一致———反對以事件為中心的歷史、反對精英人物的歷史,主張自下而上的視角。這股社會史的潮流滲透到新聞史研究中,典型地體現在Robert Darnton公文有哪些文體、William Gilmore-Lehne和舒德森三人的論著中。Barnhurst和Nerone指出了舒德森等人的社會史取向,但對于社會史本身卻并未展開論述。為了更清楚地呈現舒德森論著的歷史取徑,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分析。社會史本身有著復雜的面貌,有一個產生、發展的過程,至今仍在演變之中。俞金堯(2011)對社會史的流變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認為:“起源于新史學的社會史學,以書寫人民大眾的歷史為其區別于其他歷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歷史上的大眾文化,因而具有社會史學的屬性。戰后興起的新社會史秉承了年鑒學派的總體史追求,它傾向于從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尋找社會變遷的終極原因,以建立宏大的歷史敘事。然而,新社會史經濟社會決定論的弊病,引發了社會史學的‘文化/語言轉向’,從而催生了新文化史公文有哪些文體。但是,新文化史強調文化、符號各種文體的要素大全、話語的首要性,最終走向文化/語言決定論的另一個極端。對新文化史激進傾向的強烈不滿,使得西方史學界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出現了‘超越文化轉向’的趨勢,這種趨勢體現在學者們越發重視實踐的作用,社會史學正在進行一種可稱為‘實踐的歷史’的新探索。”可見,社會史學起源于新史學,經歷了從“新社會史—新文化史—實踐的歷史”的演變過程。

　　歐美主流史學研究中所出現的由新社會史向新文化史的轉變,或者說歷史研究的文化轉向,起于20世紀70年代。與此同時,美國的新聞史研究也開始了文化取徑的探討,出現了文化轉向。后者與前者的同步,應該并非偶然。1974年,詹姆斯·凱瑞(Carey,1974)在《新聞史》創刊號上發表《新聞史的問題》一文,批評當時的美國新聞史研究處于尷尬之中,認為傳統新聞史研究陷入了進步主義的泥沼,提出新聞史是一種文化史,應該呼喚文化史的新視角,研究過去的意識,揭示一種文化意識是如何在新聞采集和報道、新聞組織形式以及對權力和自由的定義過程當中成為一種體制。凱瑞的文章在美國新聞史學界產生巨大的反響,引發了美國新聞史研究的文化轉向(馮悅,2010),包括舒德森在內的眾多研究者們自此以后致力于重新界定這一領域,將新聞史中的問題置入復雜的情境中,以更嚴謹的方法展開考察(Folkerts,1991),并取得了豐碩成果。綜上,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主流歷史研究和新聞史研究中同時出現的文化轉向,對舒德森共同產生了影響,使其研究呈現出鮮明的新文化史特質文體委員競選演講稿。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舒德森做的是社會史研究,倒不如說是文化史研究。

　　回到本文開頭,國內新聞史學界通過討論達成兩個重要共識:一是強調研究者應樹立“本體意識”,確立新聞業自身在新聞史研究中的主體地位,書寫“報刊的歷史”,而非“歷史的報刊”;二是主張研究者應具備“問題意識”和“理論視野”,擺脫“編年史”的思維定式,尋找史料之間的內在邏輯,從而使新聞史獲得鮮活的生命力文體學的定義。那么,在操作層面,研究者應該具備怎樣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視野? 又如何確立新聞業自身的主體地位? 在這兩個方面,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均可提供重要的啟示。

　　首先,舒德森從獨特的社會學視角提出問題,并綜合采用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分析問題。舒德森從兩個層面打開新聞,一是將新聞視為一種文體(或更為準確地說是一組文體),二是將新聞視為一項職業(或者說行業,有一系列的采訪、寫作、報道的制度和慣例),進而提出問題:“作為文體的新聞與作為行業的新聞是如何在歷史中形成的? 經歷了一個怎樣的產生、發展與變化的過程?與其所處時代的、經濟文體委員競選演講稿、文化、社會諸因素構成何種互動關系?”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則重點應用與文化、權力相關的理論展開分析。

　　其次,舒德森所提出的問題屬于新聞學本體層面的問題,聚焦的是新聞與新聞業自身的發展變化,因而書寫的是“報刊的歷史”,而非“歷史的報刊”。如黃旦(2007)先生所言,是“站在報刊的立場,以報刊的變化起伏以及與社會諸方面的關系來展示報刊的歷史,讓報刊自身說話,說與報刊自身相關的話”。舒德森的新聞史研究實現了三個融通:一是新聞史與媒介史、主流史學的融通,二是新聞學內部史、論、業務的融通,三是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融通。其中,第二個融通尤其具有啟發性,可以為新聞業務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方向,進而使其擺脫長期困守于操作層面的狀況,獲得學理性。

　　當然,也正因為舒德森是帶著明確的問題進入新聞史研究,其筆下所呈現出來的也就只能是獨特視角下的景象,無法呈現新聞史波瀾壯闊的全貌,因而有著內在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