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術齋:再造現場,隨時躍入感官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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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音樂影像制作團隊吉術齋在2022年的春節以《音樂旅行春節特刊》的形式釋出大量珍貴音樂影像,樂迷們紛紛感慨:這么充足的視頻物料,可以再來一打!
《音樂旅行春節特刊》海報
截至目前,在微博平臺,《音樂旅行春節特刊》視頻播放總量達350萬+,互動總量達3萬+
而在《音樂旅行春節特刊》的視頻物料之外,也有番外內容為你送上。本文將以文字的形式將帶你系統領略音樂記錄的魅力。
“硬盤”里的故事,可以從還沒有硬盤的時候開始講起。
布加勒斯特,他從臺下一躍而起。他身穿金屬色鎧甲,亮面連襠上衣到現在來看也不過時;褲子是經典的亮黑色、九分西裝褲,搭配一雙白襪和黑皮鞋——他什么都沒做,只是雙腿叉開、雙拳緊握地定在那里,融合History 與Billi Jean的經典造型足以讓臺下吶喊到聲嘶力竭。
鏡頭不斷正反打,時間仿佛禁止在這一刻。全宇宙只剩佇立成一座雕像的巨星,和他的七萬余躁動不安的信徒們。
時間一分一秒緩慢爬過。第110秒,他緩緩取下墨鏡;第120秒,一個甩頭猛踢腿,頭頂火花飛濺,Jam音樂起,尖叫聲頓時劃破光影照亮的夜空。
很多人都能搶答這個“名場面”的締造者是邁克爾·杰克遜,這種說法其實只對了一半。
半個多世紀以來,音樂紀錄片讓盛大又快速的現場告別“閱后即焚”,富有才華的音樂人也不再遁形于自己的作品中。佩特認為音樂的實質就是形式,那么可以說影像構成了這些虛無縹緲的旋律最好的互文。在其中,風格迥異、生存過往各不相同的旋律主人形象也清晰起來。
隨著《尋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離巨星二十英尺》Twenty Feet from Stardom和《艾米》Amy分獲第85、86、88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以皇后樂隊(Queen)為原型拍攝的傳記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在第91屆奧斯卡金像獎上大放異彩,將包括最佳男主角在內的四項大獎收入囊中,越來越多人認識到可以通過音樂記錄影像認識一支樂隊、一個歌手、一類流派或是一種文化。
縱觀音樂記錄史,真實和虛偽,生活瑣碎的毛邊和光鮮亮麗的音樂夢成為影像的一體兩面。只要還有人聽音樂,這些故事總能持續不斷地抵達意想不到的人群,點亮著一個又一個毫無波瀾的平淡日常,也激發出意想不到的能量。
【在粗糲、模糊的畫面里聽到】
某種意義上講,影像作為一種內容呈現的手段出現了多久,音樂記錄的歷史就有多久。
那些鏡頭隨意、畫質低劣、聲音粗糙的畫面,卻讓一幕幕音樂往事靈動、鮮活起來。
從散見于影片逐漸發展為自成一派,音樂紀錄片詮釋著音樂,也將音樂發生的前因后果逐一定格。那些浪漫、瘋狂、美好、罪惡從此溢出旋律,復寫成又一種藝術形態。
音樂、音樂人被置于故事中心絕非偶然。早在攝影術剛剛趨于普及的二十世紀初期,電影人們就把鏡頭對準音樂表演者,試圖用角色演唱時充滿張力的戲劇性瞬間削弱聲效缺失造成的距離感。
默片時代的終結者,艾爾·喬森(Al Jolson)也是美國百老匯的著名歌唱家。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后期,他連續主演《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和《唱歌的傻瓜》The Singing Fool兩部最早的半有聲片。雖然僅有部分情節實現音畫同步,爵士樂、爵士歌手意外地成為拉開有聲電影時代序幕的一份子。
《爵士歌王》劇照
自此,配樂、音效加持,電影迎來首個大發展時代。戰爭陰影之下,美國好萊塢脫穎而出,影片中浮華的歌舞現場淪為一種奇觀,幫助人們短暫逃離現實。“音樂人”的設定也隨之退居二線,無論主角配角,一律被塑造為情愫見證者、浪漫冒險參與人一類尋常不過的角色,與其他職業沒有太大區別。
《卡薩布蘭卡》劇照
“專搞音樂的”音樂人重回影視中心地位,得益于音樂自身的發展演進。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搖滾之父”比爾·哈雷(Bill Haley)和“貓王”Elvis Presley的橫空出世宣告搖滾樂時代到來。比起早期的偶像(比如Frank Sinatra等人),他們在音樂領域表現得更加全能,絞盡腦汁將所有的思考融入到自己創作的歌曲當中。
前者將“Rock & Roll”寫進歌詞反復吟唱,據說人氣鼎盛時期,收音機里的所有頻道都在循環播放其代表作Rock Around the Clock;后者將鄉村、搖滾、布魯斯等音樂曲風融會貫通,大膽翻唱黑人歌曲,以狂放、大膽的舞臺表現方式著稱,用音樂緩慢但有力地消弭了黑、白種族隔離的堅冰。
“貓王”
以他們二人為代表的搖滾先驅們不僅推動音樂欣賞通俗化,更釋放了一個重要信號:音樂作為橋梁,一切區隔都可能被打破。各種進步思想的影響下,聽古典爵士還是嘻哈布魯斯不再用于劃分階級、種族的三六九等,大眾的音樂口味就此得到整合,人們都在暗暗期待又一個超級偶像的誕生。
與此同時,“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浪潮興起,一批重紀錄輕編排的電影人提出“攝影機應只是旁觀者”的主張:不干涉、不參與,排斥一切可能破壞原生態的主觀介入。作為發起者之一的彭尼貝克Pennebaker很偶然地應鮑勃·迪倫Bob Dylan經紀人的邀約,把實踐機會用于跟拍這顆冉冉升起的天才新星。
影片開頭至今為樂迷們津津樂道:伴隨《地下鄉愁布魯斯》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歌聲漸入,鮑勃·迪倫面向鏡頭,隨著音樂推進一張張展示寫有歌詞關鍵字的卡片,時而看向短語,時而看向觀眾——彭尼貝克后來在訪談中說,這是鮑勃·迪倫自己的創意;鋼筋水泥的雜亂背景中,兩個男人在交談著,其中一位是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導演摯友也是“垮掉一代”(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人物。
《莫回首》片頭
它漫不經心地打破第四堵墻,創造觀眾與主角、觀眾與對話者、對話者自身以及主角自身等多重話語體系的重疊,借由音樂人和詩人具像又略帶諷刺意味的職業化表達,影片的主角、拍攝手法上至時代精神在一首歌的時間內得以全盤托出,。
最終,這部計劃用于宣傳鮑勃·迪倫1965年英國巡演的《莫回首》Don’t Look Back成為音樂紀錄片的開山之作,我們得以隨時窺視年輕氣盛的鮑勃·迪倫以及他所處的美國六十年代。
《莫回首》劇照
隨后彭尼貝克名聲大噪,越來越多的機會找上門來。1968年,他又拍攝了《蒙特雷流行音樂節》Monterey Pop,記錄下這場歷時四天的嬉皮士聚會:打扮頗為前衛時髦的聽眾們搖累了就回到草坪上坐著躺著、嬉笑怒罵,演出來了就擠向前臺,看The Who砸吉他。彭尼貝克為舊金山和洛杉磯兩大城市群的樂迷在蒙特利融合交好而動容,他說:“所有的一切都是嶄新的,一種全新的音樂形態正在誕生。”
印度西塔琴大師拉威香卡(Ravi Shaker)在音樂節上的表演現場
進入七十年代,音樂紀錄片開始涌現。彭尼貝克仍在孜孜不倦地拍攝,故事的主角換成大衛·鮑伊(David Bowie)。除他之外,創作者們也紛紛意識到,音樂可以這樣玩。其中當然少不了英倫搖滾狂潮的締造者,披頭士(Beatles)。
其實在此之前的1964年,公司為進一步擴大樂隊影響力,為四名成員量身定制喜劇電影《一夜狂歡》A Hard Day's Night,目的在隨影片推出電影的原聲大碟。由于其中不少對白和情節都取材于樂隊成員的日常生活,樂迷戲稱這支影片為“團綜鼻祖”。
1970年春天,披頭士發行新專輯《往事隨風》Let it be和記錄專輯制作過程的同名電影。要想深入了解這支偉大樂隊為何會走向解體,這些影像恐怕是最好的側寫。
《往事隨風》海報
設想一下,一個“貌合神離”的頭腦風暴會議,沒有調停者,有組員嘗試統領全局,有組員覺得自己的意見總被忽視,也有組員談著戀愛一心劃水,唯一一個想好好完成工作的“學霸”小組長忙得團團轉。這種無力感最消耗人的斗志,即便他們是披頭士也很難克服。
裂痕愈來愈清晰,記錄終止于他們在公司屋頂進行的“快閃”live。圍觀的民眾駐足擠成交通阻塞,以此為圓心,附近的屋頂上掛滿了人。
The Beatles“The Rooftop Concert”現場
其實數以億計的觀眾“掛”在網線上。
其中有個叫陳信宏的臺北男孩深深為旋律躍出音符、鼓舞人心的力量所振奮,在二十多年后創辦了一支樂隊,取名為“五月天”。2005年,他們效仿披頭士舉行了“頭頂天空升空”演唱會,從白天唱到黑夜。
五月天頭頂天空升空演唱會現場
2014年,吉術齋也在公司的天臺搭建了一個醒目的黃色場地,邀請了諸多樂隊拍下了“天臺不插電”的特別現場,而這個現場企劃也來源于披頭士1969年在蘋果公司屋頂的那一場場演出。
這都是后話了。
旅行團《于是我不再唱歌》吉術齋“天臺不插電”現場
“導演隊”的佼佼者不能不提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他在1976年拍攝了大牌云集的The Band樂隊告別音樂會,《最后華爾茲》The Last Waltz。為此他寫了200多頁的劇本,親自參與舞臺設計并和攝影師確認了每首歌的歌詞,以便更精準地抓住每一個精彩時刻。
《最后華爾茲》海報
斯科塞斯對音樂記錄的熱愛延續到二十一世紀。他拍攝了介紹非洲與布魯斯音樂的《宛若歸鄉路》Feel Like Going Home(2003),還接棒彭尼貝克,以《沒有方向的家》No Direction Home: Bob Dylan更全面地講述了鮑勃·迪倫1961至1966年間的音樂歷程。
“直接電影運動”的熱潮褪去,紀錄片的藝術性逐漸被承認。在音樂領域,先鋒藝術家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簽下地下絲絨樂隊(The Velvet Underground),將其納入自己扶植先鋒藝術、實驗電影、迷幻派對的平臺“工廠”(Factory)。在這里,他拍下《地下絲絨與妮可》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也是這支傳奇樂隊唯一的記錄性質影像。
《地下絲絨與妮可》劇照
長鏡頭、大特寫、搖晃不止的畫面,搭配專輯封面上符號性鮮明的波譜香蕉,安迪·沃霍爾帶領樂隊開創了先鋒藝術實驗與流行文化之間的生產性互動。視覺表征肆意掩蓋內涵,主唱里德(Lou Reed)不時充滿挑釁意味地看向鏡頭,像在嘲笑所有人。
《地下絲絨與妮可》專輯封面
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走得更遠。他們以作品中的哲思和現場演出效果見長,影像早已成為他們觀念輸出的利器。從《月之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到《迷墻》The Wall,從龐貝古城的圓形劇場到柏林墻下,平克·弗洛伊德把身份認同、教育規訓等一系列存在主義困境展現得淋漓盡致。
與其說他們在“拍”紀錄片,不如說他們在完成一場藝術實踐。音樂、影像是不同的載體,平等地為想要傳遞的理念服務。音樂記錄的價值得到新一輪挖掘,透過這面五彩斑斕的鏡子,我們看見了鏡中的自己和身后的現實。
《平克?弗洛伊德:龐貝古城現場錄音紀錄片》劇照
【那些流動的“決定性瞬間”】
從內容出發,音樂紀錄片在國內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它們有的關注現場,有的聚焦人物,有的傳遞信息,有的呈現過程。
無論基于怎樣的側重,這些影像都捕捉到一個又一個屬于音樂的“決定性瞬間”。
它們被創作者以某種邏輯串聯,講故事的同時,靈光浮出水面。
大洋彼岸,越來越多的創作者加入記錄音樂的行列,音樂紀錄片正在成為紀錄片的又一經典范式,也是好萊塢歌舞片時代以降,電影與音樂又一次偉大聯姻。
目光轉回中國。
1956年,比爾·哈雷為宣傳Rock Around the Clock拍攝的同名電影《搖滾不停》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騷動。人們為這種新樂種所震撼,據說不少年輕的觀眾觀影后久久不愿散場,被趕出門又聚集到別處繼續胡唱亂跳。
《搖滾不停》劇照
文化事業正在快速騰飛的中國也關注到了這則訊息,《人民日報》于1956年10月7日刊登《“美國生活方式”的杰作》一文點評此現象:
美國哥倫比亞影片公司攝制的號稱美國目前最流行、最充滿所謂“青春活力”的色情狂歌舞片《阿飛舞》,最近在英國和其他國家放映時引起了巨大的騷動。這部電影穿插著糜爛的戀愛故事,以一個樂隊演奏美國最富有強烈的刺激性的舞曲和發瘋似地把人從頭上和胯下甩來甩去的惡俗的“阿飛舞”,來煽起觀眾歇斯底里的狂熱和沖動。
國人不識搖滾樂,只能根據旋律特性和表演者的動作將其命名為“阿飛舞”。僅討論文章的音樂立場,不難看出西方音樂之于中國存在脈絡上的錯位。共通理解需要一個過程,其表現形態的本土化更不能粗暴嫁接,否則就會水土不服。
八十年代,西方文化終于漂洋過海,極速涌向這片古老又年輕的土地。也是他們率先嗅到變革中的東方古國非同尋常的氣息,大批國外導演對這里產生了濃厚興趣。世界級小提琴大師艾薩克·斯特恩Isaac Stern作為首個來華演出的音樂家,他的中國之行被全程記錄。
《從毛澤東到莫扎特》海報
這部《從毛澤東到莫扎特》From Mao to Mozart: Isaac Stern in China 最終拿下第77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此時國內的創作者們來不及把握大環境的動向,正在積極地、不遺余力地新陳代謝。
八十年代末,唱片工業的蓬勃催生了一批主流音樂明星。而文化上的認同也帶來個體意識的覺醒,崔健站上時代潮頭。1986年,他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演唱的一首《一無所有》,被公認為中國搖滾樂的誕生標志。緊接著鄭鈞、許巍、唐朝樂隊續寫輝煌,搖滾樂在中國一時無兩。
這股風刮遍中國大地,也吸引了臺灣音樂人張培仁的目光。從唐朝樂隊到“魔巖三杰”,他締造了不可復制的1994年紅磡一夢,而攝影師高原讓這場夢在每個搖滾青年的腦海里都發生一次——她帶著相機見證并記錄下全程,是內地獨一位。
那時候20多歲,日子就是起床、吃飯、找朋友玩、拍點東西,晚上去看演出或者去誰家瞎侃,玩累了回家睡覺。其實就都是那幫人,每天肯定都在一塊兒。天天都挺高興的,我爸會主動給我生活費,沒錢了就問我,用錢嗎,一次給一兩百。那時候對未來的想象,也就是結婚生小孩,然后有一幫玩得來的好朋友,就這么簡單,沒了。
采訪中,高原用言語還原了被后來人比喻為“黃金時代”的日子,她覺得自己沒有那么明確的介入意識,只是他們“舉著相機跑來跑去的朋友”。所以最后三個小時的演出,只錄下一個半小時,剩下的影像為什么遺失——這些問題高原自己都回答不上。
拍攝距離如此之近,“得益于”當時玩搖滾樂貧窮邊緣但自由散漫的氛圍。這些精疲力竭、郁郁不得志又浪漫詼諧的酷,回望時才會意識到遙不可及。
竇唯身著西裝開場。張楚穿著格子襯衣坐在高腳凳上,默默唱到《螞蟻》才站起。到何勇登場,把演出推向第一波高潮:“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語言蒼白,影像帶領我們重走那一瞬的瘋狂。
張培仁寫到:
沒有一場演唱會像這天一樣,沒有熟識的偶像,沒有華麗的衣裳,甚至沒有人帶著香港演出中慣見的哨子和熒光棒,他們空手而來,這是一個沒有人見過,不知道會發生什么事情的演出。紅磡體育館歷來嚴格的規定組織不了上萬名決心要站起來的觀眾,他們用雙手和喉嚨舞動、嘶吼,他們用雙足頓地、跳躍。
紅磡演出排練中
夢醒,張培仁回到臺灣,怔怔的年輕人們紛紛銷聲匿跡。
但余韻尚存。進入新世紀,以北京迷笛音樂學校、位于北京西北五環的樹村為代表,受其影響下更具草根性質的地下音樂默默滋長蔓延。獨立導演孫志強在千禧年前后,間隔四年分兩次赴樹村拍下此地北漂音樂青年的生活樣態,命名為《自由的邊緣》。以今天的眼光,這兩部僅由人物采訪集合而成的影像,根本算不上音樂紀錄片,卻很直觀地反映了物質生活匱乏、外界鄙夷的目光下,新一代熱愛音樂的年輕人如何自處。
《自由的邊緣》影像截圖,可見當時青澀的獨立音樂人們對鏡頭十分陌生
每個來到這里的人都相信自己能特別牛逼。
——雄心勃勃的新人鼓手說。
你為什么選擇樹村?
第一,我也喜歡搖滾樂,第二這邊房子特別便宜,這邊還有一些朋友。
你自己想不想玩搖滾?
我以前做過,特別小的時候,不行。死路一條。
那你家人支持你么?
還行吧。
——迷茫的人也不在少數。
而漸趨完備的迷笛現代音樂節全記錄才真正意義上全方位呈現了一場具有現代屬性的音樂表演盛會是如何辦成的:舞臺搭建、場景布置、樂手集結、歌迷入場直至演出終了。如果連著看《自由的邊緣》和《2002年第三屆迷笛現代音樂節》,還能發現許多熟悉的身影。或許,懵懂的音樂人們“稀里糊涂”的成長過程,他們自己都未必有影像資料記得清楚。
2001年迷笛現代音樂節上的舌頭樂隊
“麥田守望者”、“新褲子”、“地下嬰兒”的“北京新聲”到Snapline樂隊、“嘎調”、“刺猬”等“北京超新聲”,通過互聯網,零零星星還能打撈起舊時音樂記錄的余暉。時至今日,一代人與過去的時代一同謝幕,又一代人邁著新時代的步伐走到臺前,流行大潮已經到來。中國各類音樂節遍地開花,音樂綜藝層出不窮,音樂紀錄片也有了更專業的團隊接棒。可喜的是,人們仍在浩如煙海的影像當中,覓得靈感和洞察的火花。它們大致可以被分為以下四類:
1、聚焦現場
“如果音準不對,人們會說琴松了,走音了。其實并非走音,而是這些自然的物質,正在拼命掙扎要回到過去的形態。”談到現場演奏中的意外,坂本龍一在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中這樣說。
音樂不同于宇宙中任何其他聲音,它完全人造,即便采樣自然,也是注入主觀意志之后的編排。因此音樂在產生的那一刻,就被用來傳唱的。無論是否有燈光、舞美,任何音樂的現場都獨一無二。
這也是本雅明等人眼中通向藝術的橋梁,為捍衛這種唯一性,他們批評電影工業制造機械復制品,讓大眾在目不暇接中分心。但他們也承認,機械技術可以讓“原作”傳送至本來永遠無法到達的遠方。
尤其今天,完成更純粹的作品前,首先要被發現。觀看設備與拍攝技巧的共同進步強化了移動終端上觀影的沉浸感,音樂人與樂器、與觀眾以及音樂人與音樂人之間的關系經由鏡頭語言重構,產生全新的表征。
雖然無法親身見到音樂人,但鏡頭提供了更親密的視角。2020年,在萬能青年旅店的「造訪萬能青年旅店」線上直播中,吉術齋在樂隊的返場曲《揪心的玩笑與漫長的白日夢》里加入了一段長鏡頭,打造了一種如夢似幻的視覺效果,而在屏幕前跟隨畫面觀看演出的觀眾,似乎真的見到了在云端抽煙的形象。
由吉術齋拍攝與制作的萬能青年旅店《揪心的玩笑與漫長的白日夢》live長鏡頭
視覺上的效果往往對任何其他感官維度來得直接,其影響范圍的深度和廣度不容小覷。比如近幾年來大火的各類音樂競演節目,在介紹某些大眾“名不見經傳”的音樂人時,現場演出實錄當然是“學院派”、“搖滾”、“朋克”、“實驗”、“復古”等標簽的最好注腳。
綜藝《樂隊的夏天》截圖
2、聚焦音樂人主體
以現場為基礎,一類紀錄片致力于挖掘音樂參與者個體或群體的生存境遇。如果拉長時間尺度,大大小小的變化方可盡收眼底。
從樹村走出,痛仰樂隊在即將邁入第十年之際發行《不要停止我的音樂》,引起一眾資深樂迷嘩然。“變味了”,這是對創作者最戳心的指控,似乎等同于說,你們背叛了曾經的自己。
“如果我們為了保有樂迷而違心延續那種風格,那才是不搖滾。”他們不懼質疑。2015年,痛仰樂隊舉行為期30天的12城大巴巡演,吉術齋全程跟拍,制成紀錄片《不期而至》。
《不期而至》海報
蟲鳴中,高虎喃喃自語:
人是感性的、感知的動物。
不是說一味地軟或者弱,他可以有這些東西,但他也有剛硬強勁的一面。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完整的人。
不愿意離開的歌迷在舞臺下大喊著“就一首”、“就一首”。海邊露營,對坐到篝火燃盡,天空魚肚白。樂隊吉他手宋捷從樹上小心翼翼地、有些笨拙地滑下來,面對鏡頭說彈琴是自己的傾訴欲的出口:愿意一直這么下去,也會一直這么下去。背后是風吹動綠樹,搖曳著沙沙的空響。音樂人的一天是怎樣的?文字描寫難免干癟、空洞,一個頭戴式鏡頭就可以搞定,借由高虎的視角,我們開啟作為痛仰主唱的一天。更大舞臺、更高規格的劇院舞臺與更自由、更獨立的livehouse之間的抉擇。
這些片段足以證明,轉型后的痛仰漸入佳境。
3、科普
以介紹、梳理某類音樂流派或“工種”為導向的紀錄片相對少見,如果想全面了解音樂的各個屬性,這些影像提供更加便捷的窗口。
比如梁歡自編自導《音樂的秘密——講述音樂制作和中國音樂幕后的故事》,以“一首歌是怎么做成的”這個樂迷們都會好奇的問題切入,科普音樂制作的全過程也講述了各類幕后工作者的入行故事與生存現狀。其中不乏“劉效松帶著京劇院團組織介紹信赴西班牙進修”一類的重量級嘉賓趣事分享,只言片語卻無比鮮活地勾勒出千禧年前后,前輩們開疆擴土、帶領華語樂壇大步向前的黃金年代。
《音樂的秘密》截圖
4、以某一具體事件為線索
這類紀錄片跳脫了“音樂人-幕前-幕后”的常規敘事邏輯,以事件為核心展開鋪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音樂人小河發起的公益藝術項目,尋謠計劃。從北京的胡同到上海的弄堂、杭州的小巷再到2021年開始的北方行,尋謠者們四處尋覓著散亂在城市記憶中的童謠。
當熟悉的旋律被更年輕的一代人用他們的方式奏響,人們在公園、山間、小院里,隨意地站著坐著,輕聲跟唱。小河和他的友人們用音樂深入到地方的文化脈絡中,與當地居民一起制造了一個又一個浪漫瞬間。這些也都影像記錄了下來,跟隨他們尋謠的腳步,持續更新中。
小河尋謠中
【如果聲音留不住】
你的生命并未在人們的耳朵里鳴響,你為他們默默地生活著。
——尼采
唯有在他人創造的美中存在安慰,在他人的音樂,他人的詩里。
——扎加耶夫斯基
簡單回顧國內外音樂紀錄片的發展史,可以發現越來越多音樂人跳出旋律藩籬,擁抱多種樣態的內容表達。鮑勃·迪倫、邁克爾·杰克遜(Michael Jackson)等人都明確表達過拒絕闡釋和解讀,卻無一例外,歡迎鏡頭的跟隨。
音樂紀錄片在國內起步尚晚,近十年內卻有了相當的進展。當這些隨意抓取或精心設計的影像被重新整合、編排,我們看到了音樂的各個切面。
它是一個容器,兼具載體和本體的雙重屬性。
由吉術齋拍攝與制作的《七千里又怎樣》紀錄片截圖
影片《七千里又怎樣》記錄了惘聞樂隊的尼泊爾之行,這是他們偶然前往加德滿都參演震后公益演唱會的故事,也是音樂作為橋梁,連結起跨越國境線、相距七千里的兩地人的故事。
音樂是起因,是目的,也是媒介。樂隊成員包括全體攝制組都深深震撼于當地人民生活的熱情,他們輾轉尼泊爾的唱片行,很意外地發現當地音樂人早已將電子樂和民族音樂完美融合。
2016年,拍攝團隊吉術齋與惘聞在尼泊爾短暫地停留了三天,在這短短的三天中,大家看到了災難與苦痛,也感受到了希望和信仰。每個人,每段旋律,每句歌詞,每次演出都可能成為他人迷惘無助時的借力點。這也是片子拍攝于2016年,時隔四年才釋出的原因。導演希望這段充滿“意外收獲”的旅程,能在特殊時期安頓人心。
當人們談及音樂,談及愛與和平時
音樂,我們演奏的音樂會提醒你
你是人,而非動物
你們和動物不同
由吉術齋拍攝與制作的《七千里又怎樣》紀錄片截圖
它是個體的,又帶有無法磨滅的時代印記。
鏡頭里,“重塑雕像的權利”樂隊(下稱“重塑”)去往歐洲,等待他們的是對中國音樂倍感陌生的十一萬人。當狂放急速的吉他、貝斯、鼓點搭配高頻次、尖銳的聲音效果,臺下密密麻麻的深邃五官開始舒展,不少人停下交談,揚起腦袋,目不轉睛。
由吉術齋拍攝與制作的“重塑雕像的權利”2017年歐洲巡演紀錄片《喝彩之前》紀錄片截圖
時間跳到2017年12月26日。酣暢淋漓地演完,樂隊回國后要面對的第一件事卻是排練室意外拆除的現實。他們當然也深陷歷史之中。
它忠于現實,也因為創作者的介入,具有難以避免的主觀性。
Wes陳帶著“什么是trap”這個問題,去往成都、重慶分別采訪CDC和Gosh兩大說唱廠牌的成員時可能早就料到,這樣的安排很可能讓這支被命名為《川渝陷阱》的紀錄片談論的不是“川plus渝”而是“川vs渝”。
紀錄片《川渝陷阱》截圖
4年后,謝帝、L4WU合作了一首歌也叫《川渝陷阱》,開頭專程找來Wes陳錄了一段口白提醒大家,上一個《川渝陷阱》只代表他們的2017。2022年的Gai已不再是把江湖、道義掛在嘴邊的“gai爺”,Bridge脫下印著XXXTentacion的T恤、收起臟辮,站上衛視綜藝的舞臺。現在回看,影片記錄的這批“未來之星”籍籍無名時自命不凡、明里暗里“互相攻擊”的青澀時刻,實在饒有一番風味。
同為說唱歌手,Jony J在說唱潮流席卷主流社會時沒有選擇就著人氣乘勝追擊,轉而到泰國閉關,著手準備新專輯和在南京體育場的巡演——仿佛那個夏天沒有存在過。
由吉術齋拍攝與制作的《玩世不躬》紀錄片截圖
梵高想做藝術,而不是藝術家。只有動機商業不商業,音樂就是音樂,音樂是無辜的。
抒發跟記錄都是藝術起源。
津導是個騙子……七年前他拍我的時候和七年后他拍我的時候,好多東西不一樣了,但好多東西都一樣。他說不會再拍我了,這不又來了!
講著“大道理”的Jony J和導演張津菘成為了很好的朋友,他相當主動地借影像自我反思,影片里的好多話更像說給他自己聽的。
你期許的是一臺完美的演出,有時候意外反而造就了別樣的風情。
2014年,“新人歌手”張曼玉加盟草莓音樂節,在萬眾矚目之下貢獻了兩臺極其“災難”的車禍現場。尤其她在上海的舞臺首秀,開場前,各種新聞通稿用“沈黎暉為其組建了一支全新樂隊”、“閉關訓練”、“準備時間長達七八年”等字眼把樂迷的期待值拉滿,導致現場樂迷拍攝上傳的視頻評論區,惡評如潮:“女神走音”、“還是回去演戲吧”……
舞臺來到北京,開唱前,張曼玉說了這樣一段話:
大家好,北京好!
非常地高興今天可以站在這里為你們演出。
雖然我上一個演出在上海,不是那么理想。
走音走得蠻多的。
(笑)
我昨天也百度了一下,怎么在草……
我用拼音,因為我的電腦打不了中文。
可能我拼得不好什么的,我就打了進去。
“怎么在草莓演唱會不走音”
可是……查不到,沒有出來。
我不知道是我拼音拼得不好,還是沒有發生過,所以這個資料還沒有放上網
所以今天還是會跟前天一樣,會是走音的
可是,我會努力
我演的二十多部戲也給人說花瓶,所以給我二十個機會吧
我應該可以的
好,我們開始!
這首《This Bitch Called love》毫無懸念地,低音不穩,氣息不足,主歌副歌銜接干癟。但就是這樣的聲音之下,Maggie跟隨節奏自由搖擺,風中凌亂著的頭發絲都自帶氣場。唱到最后她徹底嗨了,外套一脫,隨手揚下。
由吉術齋拍攝與制作的張曼玉《This Bitch Called love》草莓音樂節現場
“天吶,她真的太棒了!”更清晰的視頻里,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評價。配合影像,這臺演出才是完整的,我們聽的不是音準、不是技巧,是作為音樂圈新人的金馬獎、金像獎雙料影后站上舞臺,展示自我的瀟灑和暢快。
更妙的是,它們被反復咀嚼的過程中,還會有新的創造力從中生發。
前文提到,安迪·沃霍爾是唯一真正記錄過“地下絲絨”的人,如今的更多人談論他們也就止步于音樂人布萊恩·伊諾(Brian Eno)那句“他們(“地下絲絨”)沒有賣出過幾張專輯,但每個買了他們專輯的人都組建了自己的樂隊。”
于是2021年,《地下絲絨與妮可》發行五十周年之際,托特·海因斯(Todd Haynes)在廣泛收集“地下絲絨”吉光片羽的基礎上,推出紀錄片《地下絲絨》The Velvet Underground。海因斯延續自己以往的敘事風格,影片更像是他整合各方素材后完成的一篇關于“地下絲絨”的影像研究報告。
無論安迪·沃霍爾曾在日記中抱怨主唱里德的不配合是否屬實,“地下絲絨”的商業失敗與他們的影像資料缺失是否互為因果,熟悉的旋律響起,這些片段足以把我們拉回藝術最燦爛最自由也最頹廢最虛無的六十年代。
影片中,安迪·沃霍爾的“工廠“
新冠疫情肆虐后,音樂人們竊竊私語的隱憂已經成為既定現實下,大范圍討論卻難以得到解決的實際問題:如何重返現場?
2020年4月19日,歐美音樂人率先舉辦#TogetherAtHome#『同一世界: 團結在家』居家慈善演唱會,利用互聯網把音樂現場帶回世界。不到一個月,國內樂壇便以“相信未來”在線義演響應號召。
拋去精美絕倫的舞美、燈光,一把吉他、一架鋼琴,所有音樂人刪繁就簡回歸了音樂最本源的也是最純粹的形態。分散在各地的觀眾,借影像和實時評論緊密相連。
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疏離彌漫,音樂似乎成了最有效的安慰劑。自4月20日倡議發出起,到5月10日收官,“相信未來”在僅僅20天內便宣告完成。吉術齋團隊應邀參與了全程的后期制作,包括素材整理、剪輯、包裝等工作,希望通過呈現出優質的視聽內容,吹散疫情籠罩在每個人心中厚厚的陰霾。
“相信未來”在線義演中,老狼、萬曉利、蘇陽、張瑋瑋、馬條、郭龍合作翻唱羅大佑《戀曲80》
音樂現場也隨即走入2.0時代。
由吉術齋拍攝與制作的汪峰《光明》2014年鳥巢演唱會現場(音樂現場1.0時期)
技術方面,新興科技正逐步進入演出的舞臺呈現。比如2021年4月24日的“硬地圍爐夜·網易云音樂盛典”上,王嘉爾演繹新歌LMLY時,引入XR技術,將歌曲中復古又充滿未來感的香港融入舞臺,形成令人眼花繚亂的視覺體驗。
由吉術齋拍攝與制作的王嘉爾《LMLY 》“硬地圍爐夜”現場
沒有觀眾,某種程度上反倒讓現場有了更多元的選擇。惘聞樂隊在2020年6月舉行的“五千個在哪里”線上音樂會,場地選在了阿那亞藝術中心的環形劇場,并根據這里特殊的聲學特點改編了舊作,讓觀看演出的樂迷們欣喜不已。還有Mandarin樂隊把舞臺搬到大樹下,日出海邊,“新褲子”樂隊把舞臺搬進改造過后的便利商店……
由吉術齋制作的Tree - mandarin樂隊不插電音樂現場
選題上,普通人的音樂故事同樣值得關注。FigureVideo記錄下痛仰樂隊赴貴州海拔最高、最偏遠的海嘎小學,與校內學生搖滾樂隊同臺演出的始末,音樂的力量在充滿生命力的孩子們身上得到最具像的體現。
痛仰樂隊主唱高虎在海噶小學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音樂紀錄片在國內仍處于不上不下的尷尬境地,多數傳播是既有粉絲或音樂發燒友的內循環,影響效果和范圍就大打折扣。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記錄的價值會慢慢被發現并驗證。
1993年,涅槃樂隊(Nirvana)應MTV邀請制作不插電演唱會:“演出前一天我們還在討論,會不會像傻子一樣坐在那里,可是當鏡頭慢慢搖過來的時候,感覺來了。”
Nirvana 在 MTV 不插電演唱會現場
關于這場演出的解讀太多太多,無論科本Cobain真正想說什么,這句描述足以瞥見鏡頭不容小覷的力量。它可以留住美好,也可以掀起巨浪,把一個人變成一種現象,把一出好戲景觀化,讓鏡頭對準的主角在現實和理想中反復橫跳、難能自處,鏡頭外人們只愿意緊握片刻的歡愉,不再關注真實世界。
辯證看待影像,這值得所有人警惕。當悲劇發生,所有人都是加害者,也沒有人是幸存者。
主動利用影像而不是被影像記錄或許是一種打破楚門的方法。拍攝《地下絲絨》的托德·海因斯曾以六個不是鮑勃·迪倫的人拍出了又一部鮑勃·迪倫的傳記電影《在別處》I'm Not There。據說老爺子看完不置可否,默默把音樂版權費給海因斯省了。
影像除檔案性質以外,其與音樂結合后可能制造的新藝術形態是不容忽視的一股潮流。比如坎耶·維斯特(Kanye West)舉行的盛大試聽會,當晚共有330萬人通過同步在線觀看侃爺一身紅在白茫茫舞臺中央隨音樂自然游走,創下了Apple Music TV有史以來的直播觀看紀錄。是的,先鋒的音樂人們早已跳出傳統MV、打歌現場、宣傳片的藩籬,將視覺效果結合歌曲概念、專輯意境發揮到極致。
Kanye West《DONDA》專輯試聽會
最后,如果要說有什么意外之喜,以音樂、音樂人為記錄出發點的影像,同樣也見證了那個年代,每一個聽音樂的普通人。
也就是我們。
鏡頭掃過,我們中有人仰著頭,生怕錯過舞臺上的任何細節,有人隨鼓點搖頭晃腦,熱烈地和陌生人pogo、擁抱;有人眼里閃著淚光,任汗水在臉龐流淌,有人唱得很賣力,背歌詞的流利程度不輸主唱。
誰會嘲笑那些“瘋瘋癲癲”的樂迷?平庸日常能被片刻點亮是何其有幸的一件事,更何況,被鼓舞、救贖、刺痛、警醒的人中,有的找到了靈魂伴侶,有的想明白了未來的發展方向;有的打算效仿偶像、甚至成為了又一經典,有的舉起攝像頭、記下這些畫面并影響到更多人……
2000年,羅大佑前往上海開辦自己的首場大陸演唱會“戀曲2000”。北京到上海的高鐵十年后才會開通,一列綠皮火車載著目光炯炯的青年們前去朝圣,據說車廂里的人們高唱著羅大佑的歌,徹夜未眠。
拍下這些片段的是時任央視紀實類節目編導的李倫,他也是羅大佑的歌迷。到場者有歌手崔健、演員梅婷、歌手那英、作家許知遠、《讀庫》創始人張立憲等響當當的名字,雖然當時的很多人都還只是羅大佑眾多粉絲中普普通通的一個。
音樂凝聚起一代人熱切地相互問好。以此為起點,他們分散到各行各業,繼續影響又一代人。
演唱會的最后一曲是《明天會更好》,開唱前,羅大佑決定放下麥克風:
這歌我就不唱咯
我們會有字幕
大家愿意的話跟我們一起唱
也許有一天
幾年以后
你會說
哇
羅大佑幫我伴奏
我唱的《明天會更好》
我們先試一下
根本不用試。前奏響起,人聲鼎沸。
一則來自正文中出現多次的“吉術齋”的后記:
現如今在內部和外部環境各種復雜因素的綜合影響下,音樂行業已然處在一個不確定的環境中,音樂影像制作團隊吉術齋想與大家一起回顧盤點關于音樂紀實影像的歷史故事,尋找那些大家記憶中的共同回憶,在此期間,也深切地感受到影像和音樂本身一樣,能夠跨越時空的制約,傳遞出更深遠的價值和意義。未來,吉術齋也將會繼續秉承“用影像記錄時代的聲音”這份理念,以影像為載體,尋找更多元創新的手段方法,努力在內容的當下傳播和歷史長期價值之間找到平衡點。
孫吳貼吧 http://www.cityruyi.com/lm-3/lm-4/22404.html- 標簽:我們的法則第二季
- 編輯: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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