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西傳與東來中的文明互鑒

　　科學史話

　　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鑒中才能發展進步，這是人類文明史的結論。當我們把目光投向與生活緊密相關的那些科技成果，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是中華文明的璀璨成果，對人類文明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一般認為，印刷術7世紀便已在中國出現，到宋代臻于完善，也是在這一時期，印刷術開始向各地流傳，不但傳到了北方地區的少數民族，還越過邊疆，經由絲綢之路向更西的國度和地區傳播。

　　印刷史研究還表明，雖然畢昇11世紀便發明了泥活字印刷術，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印刷術的主流仍是雕版印刷。據沈括記載：“（宋）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紙。”在畢昇之前，也有印工試制木活字，但由于木材性質等原因，沒有被廣泛使用。

　　13世紀末，安徽一名縣官王禎制成了相對完善的木活字。15世紀后半期，銅活字、錫活字的出現雖然改進了印刷術，但都曇花一現。直到19世紀初，中國主流的印刷技術依然是雕版而不是活字。個中原因當然很多，一方面，中國文字的結構特性以及文人對書法的審美需求，使雕版更符合中國人的閱讀需求，容易得到作者和讀者的青睞；另一方面，雕刻書版不但可以長期保存，制作成本也相對較低，印書者從經營角度也自然傾向于使用雕版。

　　如果沒有外來印刷術的沖擊，或許中國本土的印刷術也會進一步演變。但歷史不容假設，真切影響中國印刷史的是晚清來華的傳教士。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出于宗教宣傳的需要，已經在廣州、澳門及東南亞等地嘗試印刷中文的各種方式。在此，必須提到1827年從英國去馬六甲傳教的臺約爾。在這位葬在澳門的傳教士的墓碑上，至今還可以讀到他的名言：“任何使我無法為中國舍身的意念，都會令我極其沮喪。”臺約爾掌握了一些漢語后，就嘗試對漢語的結構進行分析，最終制造出了一批中文活字。雖然他耗費十年心血鑄造的漢字只有1500多個，但這些西式活字為中國印刷術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開放五口通商，東南亞作為對華傳教基地的地位弱化了。1843年6月，英國傳教士麥都思收拾起行囊，帶著印刷機具和工匠，離開巴達維亞，經香港來到上海，赫赫有名的墨海書館的歷史由此肇始。王韜在他的《漫游隨錄》中這樣描繪這一機構：“書樓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無纖翳，洵屬琉璃世界；字架東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亂分毫。”就這樣，西式活字在中國進入了實用階段，也引起了迫切需要學習西方長技的中國人的注意，有些官員和士紳購買活字與印刷機并開始使用。漸漸地，西式活字印刷奠定了在華傳播的基礎。

　　隨著傳統的木刻印刷被取代，中國的圖書文化在生產、傳播、利用和保存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改變。到戊戌時期，知識分子對信息傳播的渴求更加強烈，在公共輿論空間發言的欲望也進一步被激發，西式中文活字發展迎來了新的歷史機遇。到了十九世紀末，西式活字明顯取代木刻成為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

　　印刷術的工藝性很強，它的改進經常是受實踐的需要由工匠完成的，其演變和傳播過程或許不如“硬核”科技那樣具有明確的節點和標志性事件。不過，正因為它是一種“接地氣”的科技文明，在世俗文化的形成和普及中具有重要作用，反而更清晰地讓人看到文明的雙向交流是如此鮮明地改變著世界。

　　如果我們考察某一項具體技術的流傳，或者只在較短時段內觀察文明交流時，或會將其看作一種單向傳播，但如果轉化為歷史長時段的視角，就會發現單向傳播的假想要么是書呆子的一廂情愿，要么是文化偏執癥患者的心理定式。印刷術是一個例子，但并非個例。我們人人都會乘坐的火車，是近代以來傳入中國的新事物。1881年，中國才制造了有史以來第一輛火車，據說被命名為“中國火箭號”。但現在，中國不但成了鐵路大國，中國高鐵還成功進軍海外市場，鋪設到了世界各地，交通文明的這一發展歷程不是再次提供了文明在交流互鑒中“互哺共進”的生動例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