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倫與交響的時代？愛情公寓4百度百科

這個“同志”二字也許多少會對李德倫有所安慰，然而《》連續幾版的大塊文章卻來勢兇猛，使愿意對外交流的人不堪一擊。

每一個來到上海音樂學院的人，都立刻會注意到肖友梅的銅象。他曾是孫中山的朋友，同盟會時期掩護過孫中山。孫中山當大總統時，他是大總統秘書，以后換成了袁世凱，他一氣之下，棄官從樂，去留學，成為一個音樂家。

李德倫從蘇聯回國后，被任命為中央樂團首席指揮。在蘇聯的日子里，他曾指揮過蘇聯國家交響樂園等20多個交響樂團，每當站在指揮臺上，眼前就會出現這樣的幻景：那些演奏者都是中國人。

“1946年他去延安，我們大家都很難過，他也很難過。”

當時，他們興致勃勃，穿著粗布軍服，滿身油污，雙肘還露著破棉絮，到達長辛店時，槍聲還在像鞭炮一樣響著。

斯特恩拉住李德倫的手，高高舉過頭頂。望著這么多熱情的中國觀眾，斯特恩一次又一次地把獻給他的鮮花拋向觀眾。李德倫坐在輪椅上拋不動，斯特恩接過鮮花替他拋出去。

1936年春天，他參加了“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同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國，他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1939年初，黨的地下組織被，李德倫沒能及時撤到天津，失去了奔向解放區的機會，在孤獨、無奈、彷徨中，他回到了音樂的、藝術的懷抱。1945年，他考進了上海國立音專（即現在的上海音樂學院）。

當時外國電影進不了上海，國產電影數量不多，話劇走紅。一出戲往往能演一兩個月。話劇需要音樂配音，就為李德倫們創造了謀生的機會。

1966年，世界音樂已經發展到了令中國人幾乎無法想象的程度。

1917年6月6日，李德倫在前門外鷂兒胡同的一個有錢有勢的回族家庭出生了。

李德倫只是沖他笑笑。

1961年，給藝術家帶來少許希望的“文藝八條”又被“千萬不要忘記”、“以小說是一大發明”的嚴厲之聲壓了下去。的確，小說可以，那么音樂反起黨來豈不更陰損，因而就更是一大發明嗎？

李德倫忘不了1940年初夏，他從輔仁大學回到家里，他悄悄把母親拉到自己房間，那時他已決定終止自己在輔仁大學歷史系的學業。他地說：“媽，我要走了。”母親只問了一句：“去哪里？”“到上海，考音樂。”李德倫想想又說：“我就不跟爸爸講了，媽，你老人家多多保重吧！”

與一同到來的還有周總理、陳伯達、姚文元、康生等人。大家一起看了《紅燈記》，然后，有人上臺宣布了李德倫等人是，要他們。

1947年7月1日，李德倫與李玨在組織的幫助下結婚。選定這個日子是否為了慶祝黨的生日，我們不得而知。

“土洋之爭”又開始了。

無標題音樂。對于中國的廣大讀者來說，要一般地搞懂這個概念并不困難。而面對這類音樂作品發起一場運動，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首先它有一個在當時來看是極為神秘的背景。

然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開始了。

我突然發現我的雙手正在書寫一位職業家的傳記，毫無辦法，這是李德倫的真實故事。

一個的社會是不需要藝術的。

那是一個大搞京戲的年代。

也許，我應該換一個角度以第三人稱來談李德倫的妻子。

于會泳說：“不行，貝五是《命運交響樂》，是宿命論的。”

清朝開始時，從不搞洋樂。義和團失敗，西太后從西安回到，從盲目排外變為崇洋。她去沈陽上墳，在一個叫北倉的地方休息，袁世凱拉來了由法國人訓練的軍樂隊為她演奏，奏的卻是《馬塞曲》，結果老佛爺非常高興，于是給這個中國最早的洋樂隊賞了不少銀子。

“也許中國的許多指揮家們都曾羨慕我的這個，在前、中的近20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呢？就是到現在為止，我在學校里的那點干貨也還沒有賣完啊！”

1923年，他隨父母從北平回到故鄉豐潤縣，進小學五年級插班。人稱他為“五少爺。”

1990年5月3日的那個下午，李德倫排練完回家，李玨正向我敘述著往事。兩位白發蒼蒼的老人坐在我身邊，一個在左，一個在右，共同講述著他們的關于青春的故事。現在，現在距離他們講故事的時間又過了16年。

后來，這個作品出版時，李德倫們仍然著把錯誤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加以修改、調整，他們說自己所作的一切僅僅是“整理”，而且在整理完之后還得說，這個作品原來就是這樣。這就是那時的中國音樂家，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為留下了這樣的一本總譜：“交響樂沙家浜”。

“李德倫也哭了”。

那時，滿大街都是背著提琴和長笛、黑管各種樂器的孩子們，他們中有郭文憬、譚盾、黃多、陳怡、劉索拉、葉小剛，他們走在大街上會引起人們的格外注意，那時的許多孩子都去了美國和歐洲，并成了真正的藝術家。那時，有許多天才的音響樂思，已經在他們的腳印中像風一樣了。

由中國人演奏的“貝五”面向全國、向全世界，3月27日，世界各大都在顯要的地位加以報道這一音樂界的大事件，專門研究中國政策的美國專家說：這一事件標志著中國的總體政策要發生一次大的變化。

李德倫演戲的生涯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起初，他在黃佐臨領導的“苦干劇團”擔任配音和大提琴演奏。他結識了黃英、劉瓊、黃江、石揮、張伐、白文、孫道臨、馮喆等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們一起困守在上海“孤島”。

兩天后，他們去海淀劇院走臺，我去了李德倫家，與李玨聊起來。

1972年春天，總理在一個晚上特意把李德倫請到，談到凌晨兩三點，總理讓他盡量搞一份情況說明，以便于發展交響樂事業。

經過了人生最沉重、痛苦、沉悶的思索之后，他終于對肖氏的“第十”有了自己的結論，他仿佛突然明白了這位作曲大師的，以及從這部作品中所透出的無比豐富的、難以言說的東西。

3月26日，是貝多芬這位被中國遺忘多年的作曲家逝世150周年的日子。李德倫兩個月前就在考慮著，計劃一件事，他想抓住一次機會，為了自己，為了交響樂，也為了中國。

莫扎特、貝多芬顯然不行了

盡管李德倫認為“交響音樂沙家浜”這個名字有著極大的錯誤和可笑之處，就如同一個傻瓜在說“磁器茶壺”一樣，但事實上李德倫恢復工作后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要指揮這首“交響樂”。

在離逝世僅有幾年的時間里，頂著巨大的壓力，仍然主張與外國人進行文化交流，并明確說，外國的交響樂團可以到中國來。

1973年無標題音樂。

“光陰如同音樂從指間淙淙流過。他把一生托付給了音樂，而音樂回報給他的，除了快樂和榮譽，還有痛苦和遺憾。他那雙寬厚而有力的手是多么準確地把握著旋律，卻常常無法掌握自己和音樂的命運。然而，只要舉起那根纖細的指揮棒，音樂之外的一切喧囂便歸于寂靜。”

12月16日，仍在繼續，一群被打得的學生涌進了李德倫所在的師大附中的校門，為首的是，他登上操場的指揮臺，邊哭著邊了的，他的是一個老話題：我們愛國有何罪？

表示同意。

1970年，法國總理訪華。找李德倫，讓他準備貝多芬的作品。中國人要把樣板戲拿出去，就得讓別人的東西進來，經過慎重的研究和考察之后，主管部門認為可以演演貝多芬的交響樂。

1963年，在“音樂舞蹈座談會”上，搞西洋藝術的人被貶低的一塌糊涂，幾乎沒有活，有人甚至說：“以后洋的、土的不能平起平坐。”

為了讓李德倫和斯特恩20年后再次合作莫扎特，國際音樂節音樂總監余隆于1998年專程到美國紐約拜訪了小提琴大師斯特恩。斯特恩幽默地說：You want people to know how old we are！（“你是想讓大家知道我們倆有多老了！”）確實很老，真的很老了，老得讓人產生種種疑問，這場音樂會真的能開嗎？以后的畫面是這樣了：當李德倫坐著輪椅出現在側幕時，機靈的斯特恩立即發現了，他抓起提琴，邊拉邊李德倫。當他們那么近地相互凝神時，他們都意識到了對方是真正的老人。然后就是老人們的演出了：余隆把坐在輪椅上的李德倫推出側幕。譚利華、李心草從另一側跑過來，三個人合力，把體重200多斤的李德倫扶上指揮臺。在掌聲、歡呼聲中李德倫地轉過身來，禮貌地向觀眾致謝，他一生中無數次地做過的動作，在今天真的顯得費力。

李德倫的要求被反映給當時正在上海工作的。

人為什么要演戲，為什么經常活得跟演員一樣。其實，這是我從小就注意到的問題。開始，我以為只有孩子們才演戲，漸漸我發現了，在更多的時候，大人們才更像是演員。但是，這一切除了與文學有關（你可以借此寫出復雜的人物性格）以外，還與音樂、交響樂、中國的交響樂、李德倫的交響樂有關嗎？

說這話的是李德倫，他曾赴莫斯科音樂學院指揮系做研究生，指揮過蘇聯國家交響樂團、列寧格勒交響樂團等20多個交響樂團。由于學業優秀，被譽為莫斯科音樂學院成立百年內培養的四位最優秀指揮之一。

李德倫說：“可以。”

演奏者都是中國人

“他呢？”

當時也講話說，李德倫是，應該讓他回家，即使出身不好也不要緊，出身不是自己可以選擇的。

李德倫對說，外國作品一點都不練，業務都退光了，得練點吧！

李德倫的父親喜歡京劇，與著名的京劇演員余叔巖是忘年交，與馬連良、楊小樓是好朋友，還認了“猴王”李少春為干兒子。李德倫的大伯父是一個軍閥，后來當了，曾幫助日本人把末代溥儀轉移。二伯父是冀東有名的大地主，人稱“李二大人。”父親行三，少年出外讀書，后來成為的一個官僚。

樂團上下齊動員，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很快就把整個戲排了出來。

你怎么會愛上李德倫的？

于會泳說：你們的質量不了，不能演！但因為的，還是決定演。

李德倫被整得很厲害，有人說他搞“無標題音樂”是繼517工程之后的，射向中央的一支毒箭。

1979年的我正天天吹著莫扎特的長笛協奏曲，是D大調的那首，直到現在我都能清楚地記起樂譜在我眼前的圖像以及它相對應的聲音，可是我已經看不清那個吹著長笛的少年的面目，因為他的莫扎特吹得很猛烈，聲音過大，盡管他的老師們不斷地說要平和，中庸，要有貴族的典雅，可是你讓那個少年到哪里去找這樣的莫扎特呢？但是，李德倫的表情卻能透過時間清楚地映現。那是因為有一部紀錄片叫《從到莫扎特》，1979年小提琴家斯特恩曾經訪問，艾倫·米勒拍攝了此片，獲得了奧斯卡金像。斯特恩與李德倫的對話就是從那個時候的莫扎特開始的。

他借著一本樂器法，邊學邊教，成了個“萬能教員”。這促使他在無形中熟悉了各種樂器，為未來的指揮生涯作了準備。

他們把戲中“蘆蕩”一段寫成交響樂伴奏，讓男高音的美聲與京戲結合的方式唱郭建光，然后又加了輝煌的大合唱。

1941年，他與“苦干劇團”正式簽訂合同，成為那兒的。1943年夏天，樂隊指揮郭元同與被大家稱作小妹的黃英（以后成為趙丹的妻子）回北平結婚。拜了天地未入洞房，郭元同心內膜炎突然發作，送進醫院仍未能救活。小妹黃英雄把他葬在西山，守墓一年。“苦干劇團”專派人趕到，勸了很久，才使她回到上海。

1946年李德倫丟了檔案資料，在焦灼中得到了周總理同意去延安的許可，他欣喜萬分，很快去找了李玨。

他表演著自己，也扮演著別人可悲的命運。

李德倫一愣，不是開“九大”的地方嗎？怎么會突然與他又有了聯系呢？

總理說：“我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但這不要作為包袱。李德倫、瑜的家庭出身雖然不好，但是他們為努力工作，可以說是了自己的家庭。錢江的家庭不好，但如果沒有錢江的父親，我和康生都活不到今天。

我曾經在教室里向李德倫提過這樣的問題：當紀錄片《鋼琴協奏曲黃河》中出現了《東方紅》的旋律和畫像時，我們都看到作為指揮的你哭了。你為什么哭？

那個教室是一個讓我們這些當時的青春作家（或者青春寫作者）們倍感壓抑的地方，四面的墻上都掛著巨大的黑白畫像，也許是黑白照片：托爾斯泰、雨果、巴爾扎克、魯迅、高爾基應該說所有這些人都讓我們感到那山是爬不完的，你可以去爬，但是，哼，累死你。你仍然是一個渺小的人，你的所有野心只能讓你顯得更加可笑。

“演貝多芬第五。”李德倫說。

“就經常在河邊遛彎兒。”李德倫用土話對我說：“經常還能看見、。

她笑笑，白發下眼睛亮閃閃的，她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她說的平淡，又挺慢，因為她正在回想40多年前的往事。“我喜歡李德倫在當時看來是極其自然的。他熱情、大方、又博學，語言表達也不錯，業務也優秀，所以我們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他給我借過書，托爾斯泰”李玨笑了，她說：“李德倫人特別好，許多人都喜歡他，愿意和他交往。”她想了想，又說：“但我當時不知道，他已經是一個員。他與瞿希賢（著名女作曲家）等人很早就是地下黨，他們帶領我們搞，號召抗日救國”

在當時的領導人中，是少有的者之一。他說，咱們國家沒有幾個交響樂隊，起碼要保住一個交響樂團。不要受損失。

就是這出戲，以后有了個響亮的名字——“交響樂沙家浜。”

現在好了。全是中國人的樂團就在他眼前，他的機會來了，他可以施展抱負了。然而，“反右”開始了、“土、洋之爭”開始了、“四清”、“社教”開始了、“”開始了。

“進攻是黨外的，現在是搞的專家。”他真成了目標，幸而在關鍵時得到了團領導的，他這次受的難還能。只是他渴望的音樂離他更加遙遠了。

他對賀敬之說，我們應該紀念貝多芬，演奏他的交響樂。賀敬之說，是應該。要報文化部的臨時領導小組。文化部討論后，認為這是大事要通過，在李德倫、賀敬之、等人的積極促使下，通過，然后又報到了中央局，最后終于得到了批準。

那是前夕，他正在陜西搞社教，準備一回到就給打電話，讓她改名。但是剛下火車，李德倫就被掛了牌子，上邊寫著“李德倫”。他被了牛棚。文化真的開始了。

在提到李德倫的父親時，李玨說：“他父親那人是個軍閥，很糟糕，有一次我父親曾與他同席吃飯，印象很不好。他張口罵人，語言粗俗，土氣而又固執。”

業務訓練停業了，運動成了專業。但他卻躲過了的陷阱。

一天，李德倫接到一個電話，讓他馬上離開上海去南京。他謊稱奔喪，去了南京，當他帶著上海“周公館”的介紹信敲響南京梅園新村的大門時，里邊有人問：“誰呀？是李德倫同志吧？”

然而，李德倫不這樣認為。親歷者從來都是疼痛最的人。他沒有忘記在那個莊嚴的《鋼琴協奏曲黃河》中，當的畫像出現時，他熱淚盈眶。他不愿意在指揮的時候演戲。那讓他深感。

李德倫被了，他使出的力量救國的口號，并與另幾個同學一起，自告奮勇地打開了學校操場的西便門，帶領廣大同學沖開了的線，在與搏斗時，他受傷了。

李德倫正望著李德倫

據當時上海音專的教務主任陳洪老先生回憶，李德倫是“上音”的高材生，他與陳洪都租居于法租界一所公寓中，互為鄰居。上海那時物價昂貴，生活朝不保夕。李德倫整日饑腸轆轆，面有菜色，狼狽自不必說。

斯特恩臺來，他有些興奮地指揮臺，兩位老人的手再一次緊緊地握在一起。斯特恩又站上了指揮臺和李德倫擁抱著。他們面對觀眾，像孩子一樣地抱在了一起，并用“抱在一起”這樣最簡單也最強烈的語言表達了他們內心的沖動。在場的許多人都哭了。

“那時，人人都在寫信，作家寫在稿紙上，畫家寫在畫布上，而作曲家寫在五線譜紙上。”說這話似的是肖斯塔克維奇，他像李德倫一樣心情顫抖地回憶著。

“當時你哭了嗎？”

談到“”李德倫的語氣開始變得沉重，對于他來說，要重述那10年的故事顯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當我看到當年札記中的原話時，我對李德倫的描述讓我自己都笑起來：“李德倫在很大程度上就應算是一位悲劇人物，一位不適合在滑稽劇中表演卻又無可奈何地登臺獻藝的特殊演員，一位被力量所的丑角，一位因而獨自傷心落淚的浪漫派詩人”

到上海、籌集樂器，等人參加了樂團成立大會，團長是賀綠汀，李德倫擔任樂團的指揮和教員。

從“大學音樂傳習所”到“上海音樂學院”到“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李德倫走過了一條曲折的。

李德倫被召去，于會泳也在。

中央樂團又可以開始排練了，他們在李德倫的指揮下，一氣練了十部交響樂。

李德倫死后沒有多久，我才知道斯特恩也死了，而且他死在李德倫之前。從那時起，不再有人爭論他們究竟誰更大師，人們也不再需要渲染他們那次最后的演出是絕響了，死去原知萬事空，可是那些活著的人們卻忍不住懷著感激之情，回想著這兩個男人的白頭發，他們滿是皺紋的臉，他們充滿疲倦卻仍有閃爍的眼睛，他們最后的生命都是那么老，可是他們卻那么善于起我們的，讓我們內心充滿各種富有美感的語言，讓我們內心洋溢著在音樂聲中的陽春三月。（注：李德倫，曾擔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副，原中央樂團藝術指導，常任指揮、中國交響樂團顧問、交響樂團顧問等職務；斯特恩，俄籍美國小提琴大師。1944年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辦音樂會，獲輝煌成功，成為美國代表性的小提琴家。來自百度百科）

李德倫在全場聽眾默默地注視下，身穿黑色的夜禮服中心，指揮臺。明亮的燈光照著他滿頭的白發，那是時間無情地流逝，那是歲月人的蹉跎，那里有著中國交響樂的多少眼淚和悲傷

1977年，中國生活發生了變化。

我們無法考查這些在延安的、的反對派們成立這個管弦樂團的最初始的動機和目的，或許答案可以在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找到。

他們突然意識到是否能把自己的飯碗與“為工農兵服務”聯系一起，與聯在一起？莫扎特貝多芬顯然不行了。

于會泳說：“不行，貝三是拿破侖的，這個拿破侖搞封建，很有些問題。”

那個黃昏的情景現在還清晰：我跟著李德倫出發，陪他去給大學生作如何欣賞交響樂的，現在應該叫論壇了，李德倫一個人的論壇。我們出了樓門，走了一段，我回頭看見李德倫的妻子李玨還站在樓門口，在夕陽下，整個天空在迷朦的金色中發著光，李玨望著李德倫，從她的眼睛中，我真的能看到許多東西。

李德倫說：“還可以演貝多芬第三交響樂，又稱《英雄交響樂》。”

李德倫看后心想，為什么讓他們看這出戲呢？顯然是希望他們用西洋樂器結合中國的京戲。

李德倫突然提高了聲音：“然而，在第一次聯歡晚會結束之后，我們就扭轉了人的印象。”

1937年，成立了“上海管弦樂團”，這是最早的中國人自己的管弦樂團。但幾個月后，“八·一三”日本人進占上海，樂隊垮了。可憐的音樂家們大部分跑到重慶，又成立了“中華交響樂團”，排練了些曲子，水平很低，最終因“戰時經費緊張”而，直到解放后，才回到，重新加強，才變為現在由許之俊先生指揮的那個中央歌劇院。

那時，一個洋財東家里也養了樂隊，搞了些中國孩子去訓練，規模很小。

由于父親的不走運，他家庭的經濟情況發生了變化。從1943年起，他每天要用三四個小時去掙飯吃。過起了半工半讀的生活。他曾在一個劇團樂隊中當演奏員，有時臨時也作作指揮。還和陳傳熙等幾個意氣相投的同學共同起“中國青年交響樂團”，李德倫演奏大提琴、韓中杰吹長笛、馬思聰拉小提琴，“我們演奏古典音樂進行愛國主義宣傳”。

人們隱隱感到，這次春天是真的來了，“解凍”這一特殊的社會現象仿佛也有可能在中國發生，被冷風包圍的中國人盡管仍然穿著御寒的皮衣，但他們的肌膚正被某種與春天關聯的氣息滋潤著，他們等了很久，他們渴望機會，那次與陽光相依的機會。

他興奮不已，整整6年了，他像一個孤獨的流浪者。他連夜寫好自傳揣在身上，準備去找當地組織。恰好這時一位好友來訪，兩人從飯館到住處親熱地聚了一天。分手后李德倫才發現那份自傳遺失了。在當時的中，這有可能會給李德倫帶來殺身之禍，他只好立即把情況向組織匯報，黨組織同意他迅速轉移到。

問：“李德倫你覺得中國可不可以演交響樂？”

1946年11月11日，李德倫搭乘美國“軍調處”最后一班飛機到達了延安。他成了第一支交響樂隊的第一個指揮。

這些領導人溫暖的話語，使這批名人知識，李希凡忍不住哭起來。

沒有特別的激動、眼淚、憂郁和委屈，李德倫當時所具有是只是服從，服從命令和命運。

又問：“還有別的嗎？”

他參與的第一個話劇是《楊貴妃》，演唐明皇的是劉瓊。李德倫是大提琴手，坐在樂池正中。舞臺上的唐明皇到了馬嵬坡的破廟中，也是饑腸轆轆。太監送上一塊面包，看是一塊黑面包，便大喝一聲：這怎么能吃？隨手往地上一扔。有一次演出中，恰好扔在李德倫的譜架上，他見面包從天而降，喜出望外，趕忙撿進背包里。第二天。他們叮嚀劉瓊每次演這場戲時，都要使勁對準他扔，以便他能順手拿到。

但她的父母反對女兒與這位回族的青年大提琴手來往。她父親對李德倫印象不好，同時他家業毀了，只是個學藝術的窮學生又有什么前途。

1976年初，總理終于心情復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李德倫在深深地悲哀中以自己的心靈悼念這個人，他永遠不會同意任何人從任何角度，無論是當時的，還是今天的激進派。

需要李德倫這樣的人，因為從《國際歌》之后，藝術上是一片空白。

李德倫面對觀眾深深地鞠了一躬，當抬起頭時，他禁不住老淚縱橫，場內安靜極了，人們都看見了一位中國老指揮家的淚水。

好像老舍沒有、傅雷沒有尋死、《梁祝》沒有被禁演、莫扎特和貝多芬沒有被

但是沒有，他成了的積極參加者，的小助手。他是一個勇敢的小小家。

劉瓊照辦了。

李德倫在許多時候都無可奈何地被另外一位指揮“指揮”著。指揮指揮著指揮。在李德倫離世之前的一天，他突然對他的采訪者說過這樣的話：“普羅科菲耶夫是很有才的，但他寫過語錄歌。語錄歌不是中國人發明的，是他發明的！殷承的演出不該禁，結束他挨了批，79年開始演出，是我指揮的。后來也準許浩亮演出了。于會泳了，他很有才，絕對的中國民樂權威。他為京劇設計了好多新腔，和原來的任何京腔都不一樣，但一聽還是京腔，這就很了不起！十一大給他作結論為，他嚇得不得了就了，要是活到現在，什么事都沒有了。他是個藝人，不該拍馬屁，參什么政！在的時候，作為人，富特溫格勒、卡拉揚他們能不指揮嗎？但富特溫格勒同時也做了不少好事，了好多猶太音樂家。那時我不也得乖乖的，演了樣板戲嗎？周作人怎么當的？有許多愛惜他的年輕人怕他當了，要成全他，想把他，結果這一槍把他打到那邊去了！周作人的文章比好多人都有深度，這事難講啊。”

當時流行的看法認為：交響樂是搞資產階級的音樂，要改，必須徹底改。那些從小就開始學小提琴的人，30歲時又開始改學二胡了，他們酸楚地管這叫“三十而立”。

她一進來就問：“李德倫來了嗎？”

突然讓李德倫等人去看《沙家浜》，這是一個有關于新四軍和老鄉聯合一體打擊的故事，其中有著名的阿慶嫂這一女強人形象。許多人都在試圖寫出“現代京戲”。

這些樂器大概能湊齊雙管樂隊的編制，但是沒有人會演奏。只好選了一批年輕的八軍士兵來學，他們連做夢也不會把自己與這些的奢侈品聯系在一起。李德倫是學習過西洋音樂而又能進行樂團訓練的唯一的人。

1930年，他考上北師大附中，那時他愛好十分廣泛，他喜歡讀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的作品，喜歡魯迅的文章，也喜歡聽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樂，他還參加了美術小組，不停地寫生作畫，顯示了他在美術方面的才能。他讀了“繪畫技巧”，又讀了“音樂入門”。當時北平帥府園附近有一個專為辦的“燕聲”，每天播放幾小時的西洋古典音樂，星期六晚上還放一部歌劇的錄音。李德倫聽著就上了癮。只要外國音樂家來北平演出他總是去看，這使他成了逃學的孩子。當他頭一次看到電影中的音樂指揮身穿黑色燕尾服，舉起那根小棒棒時，他幾乎驚呆了，音樂就是從那兒流出來的嗎？

李德倫認為這是不通的，叫清唱劇，甚至大合唱都可以，但無論如何不能叫交響樂。

這在當時是不小的。

幾乎在所有中國人的記憶中，那都是一個的時代，可是在我的記憶中，那是莫扎特的時代，是李德倫和那些令人想起來就熱血沸騰的交響的時代。不是如人們所說的“就像在中國與世界之間打開了一扇窗戶，使世界了解了中國，也讓中國了解了世界”，而是，莫扎特的音樂和他的靈魂來到了中國，他力大無比的情感世界一下子就把我們這些從小就面對音樂百感交集的孩子抱在了他的懷里。李德倫與斯特恩的合作演出無疑是轟動的，否則不會有奧斯卡獲的紀錄片，否則中國人不會記住他20年。昨天，我再次聽著那首《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協奏曲》，我希望我傷感的懷舊跟當年的李德倫一樣，我們就從記憶深處的莫扎特開始。

聽不出他的口氣里有多少自嘲的成份，聲音不大，卻讓我聽的清清楚楚。那是在1987年5月，那是一個晴天，那天除了有許多人的目光以外，還有陽光照在李德倫的臉上。你很容易就看清楚他臉上的變化，還有他那令人永遠難忘的眼神。

的陽春三月

李德倫被打成，關在一間屋子里，與他為伴的還有中央樂團團長李陵。李德倫有力氣，可以在后臺干粗活。他的人緣好，所以沒挨過打。他掃地、倒垃圾、拾東西，肩寬體壯的他這次真成了一只“老牛”，與孤島上海時不同的是，這次不是在有限的小舞臺上扮演老牛，而是在現實生活中，他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扮演老牛的形象。

愛情的機會就是這樣產生的。在關鍵是時候，總是有勞動人民來幫助。

李德倫說他自己“曾認真地演過戲”是有根據的。在《牛郎織女》這部戲中，他扮演“老牛”的角色，他在臺上馱著牛郎一步步穿過舞臺，一進后臺，就立刻抬起身把牛頭道具放在一旁。然后，快步走進樂池。指揮演奏，一會兒又重新戴上牛頭到舞臺上，再次充當“老牛”。

李德倫是怎樣成為一個指揮的？我像許多中國人一樣曾關心過這個問題。

但他是一個樂隊指揮，是國家交響樂團的指揮，是一個一生都在著最高的音樂境界的人，所以他不愿沉默，他想再次為中國搞嚴肅音樂的人爭取一次機會。盡管他很清楚他們所共同面臨的社會，狀況。

其實李德倫本是好意，一方面他作為一位藝術家無法那些錯誤，另一方面他把作品搞得好一些在客觀上是對有好處的。

第三遍鈴聲終于響了。

然而繁榮是表面的，本人開始受到（盡管非常隱蔽），文化界的斗士們也勇敢地站出來無情李德倫之流。

在年輕的指揮李德倫的訓練下，這些人多少有了一些基本樂理、和聲、西洋音樂史等方面的常識，他們當時還不大清楚，未來的中國樂壇肯定是屬于他們的。他們也不會知道由于他們從事的是音樂，尤其是西洋樂器本身也將會在未來的日子里給他們帶來不幸和災難。

“苦干”沒有指揮了，一時又請不到人，李德倫便自告奮勇，愿意試試。他指揮的第一部戲是《福爾摩斯》。

他見到了當時的團領導，他對李德倫說，我現在正式通知你，你被解放了。

她當時非常想與他一起去，但又有點顧慮，兩人相商的結果是讓李德倫先走，她依戀地對李德倫說：“你先走吧，我會去找你的，會的，一定會的。”

在上海音專，李德倫1年就完成了初級班3年的課程，中高級班6年的課程，他也只用了5年，在課外，還兼學作曲。

被譽為文化的“旗手”。的妻子，最終以結束自己的生命。按照當時的宣傳口徑，是她親手締造了“八個樣板戲”。當然，她又成為那些得寵的樣板戲團的神。現在我帶著懷舊的回想屬于的那個文化時代，那個交響的時代，與李德倫當時的深惡痛絕是那么不同。間離總是能發現美感嗎？回首的溫情與憂傷像水一樣浸泡了我的心臟，讓我對當年的音樂的想象充滿了藍天白云。

李德倫想，既然說了，就先不管了。他決定演奏“貝五”（《命運交響樂》）。當日程排滿之后，他就打電話給于會泳，這位曾寫過《杜鵑山》全劇音樂的作曲家不敢說不演。也許后人很難想象，一位能寫出像《杜鵑山》這樣優秀曲調的人，怎么可能對古典音樂抱著那么大的成見。

朋友曾經問我：沒有歐洲的產業是否就沒有交響樂？他又問：那實際響樂就是機器轟鳴的聲音？

母親心里明白，父親是絕不會允許自己這個聰明、爭氣的兒子去搞音樂的。她默默自己的房間，拿出了所有的錢，全部給了心愛的兒子。

在說這番話時，李德倫心情很復雜。他完全可以什么也不管，讓美國人去嘲笑中國吧，這又不是他的事，他連人生都難以保障，又有什么？

舞臺很小，這些人站在上邊顯的擁擠。在李德倫的指揮下，演出開始。久經排練的莫扎特的《小夜曲》（又是莫扎特）一奏出來，大學的師生就呆了！他們又激動又覺得不可思議：“在這里許多年，始終沒建立起一支像樣的樂團，而土八里居然產生了洋樂隊。

我問李德倫這是否天意？如果那次的地下組織沒有被，那么也許在這個世界上就會多一個縣長、局長、地委副、副部長，或者多一個烈士，而沒有“李德倫”這個人了。

到了“五四”時期，肖友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辦了“大學音樂傳習所”，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國成立管弦樂隊，結果一共搞了十幾個人，彈鋼琴的還是一個佬，也很快垮了，在出的一本書刊上曾過一張照片，幾位穿長袍馬褂、扎裹腿、戴瓜皮帽的中國人，手拿西洋樂器，一幅而樸實的模樣。

李德倫緩緩地舉起了指揮棒，在他堅定而把握性極強地向下一揮時說句笑話吧：《命運》終于敲響了中國的大門。

一位演奏員說：“李大爺，海淀咱們閉著眼也走到了，干嘛還走那個臺？”

中央樂團的人都記得演出前排練的那一個月，他們激動、亢奮，有時一天十五六個小時，但他們仍然苦練著，為了今天的辛苦他們已經等了多少日子？記不清了。

“演什么？”問。

但在極大的社會壓力下，這種聲音顯的微弱，有人說，在社會主義國家演外國的音樂是挖社會主義墻角。

但是，連這樣的舉動在當時都不被允許，他的情緒隨時都在受著干擾，盡管又是信得過的人了，可是他仍然在恐慌中度日。

“當然哭了。”

李德倫說：你們大概還不知道我善于演戲，嚴格地說我曾非常認真地演過戲，先是在舞臺上，以后是在生活中。

李德倫提前5分鐘到場，樂隊就坐，排練開始。他穿著那件灰色的舊毛衣指揮，一會兒他脫了毛衣，剩下毛背心，又過了一會兒他脫了毛背心，露出白襯衫，像所有的指揮那樣，他不停地擦汗。他還會脫什么呢？我當時想。那年的五月挺涼，我穿著風衣。

“土八”里出了個“洋樂隊”。

第三遍鈴聲終于響了

波希米亞人

和20年前完全不一樣，莫扎特已經深入，中國音樂人已經不再需要斯特恩再對他們說莫扎特是個天才了。非常熟悉的《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協奏曲》響起來。兩位老人再一次擁抱時，人們才意識到演出可能要結束了。我們無數次地聽到過音樂會上的掌聲，但是我們只有一次在音樂會上體會過那樣的。

一聽很高興說：“延安剛成立了一個管弦樂隊，正需要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去延安。”

“也許只有中國人和蘇聯人才能最好地理解肖斯塔克維奇的《第十交響樂》、《第十三交響樂》，往往不是技術上的原因，而是由于生活本身所決定的。”

周揚在總結時說：“誰說搞洋的、土的不能平起平坐？都是同志嘛，為什么要搞等級呢？”

一位作曲家在那時寫出了《人民交響樂》，這樣的標題可以保住他的性命或者飯碗。另一位作曲家想寫一部鋼琴協奏曲，怕無標題會遭到，就起名為《紅旗渠鋼琴協奏曲》。文化部，得到了批示是：“同意寫一部鋼琴協奏曲《紅旗渠》，但是要注意在這部協奏曲中一定要表現出跟做斗爭。”

這在當時顯然是一種規格，并能顯示出她對李德倫的特別需要，以及“久違了”的那種意思。

李德倫突然意識到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可以搞歌曲大聯奏。在改編上也不搞更多的發展，僅僅是來幾個反復，搞搞簡單的配器就演出。

精力旺盛的李德倫想為樂團找個出，許多搞西洋樂的人也在想著辦法。

康生在一邊微微點頭，并坦然他笑了。

中央局的批準。

歷史就是歷史

好記性的沒有忘掉這一對戀人，在李德倫到延安幾個月后，李玨在的直接關懷下，隨代表團最后一批工作人員撤離了南京，到達延安。

那天李德倫家很溫暖，由于1990年真的是個和平的年，也由于我們的都熟悉的普羅科菲耶夫的“青春交響曲”。李德倫能認真的回答我這樣一個年輕人的問題，于是我感激春天來了，春天真的來了。而在那個16年前的從春天到秋天半年的時間中，我留下了一本厚厚的采訪札記。應該說1990年還正是我們這些人的語言處于極度夸張的年代：“有人說與李德倫在一起，你會覺得人的生命本來就該很長，然而，他卻說他有些老了，他會對任何一個像我這樣的年輕人說，我已經73歲了。時光的確是無情而冷漠的東西，它會讓一個人在進入晚年的同時，卻讓一部歷史剛剛開始，并顯得很年輕。這部歷史叫作中華人民國的交響音樂史，這個人的名字叫李德倫。”

我問她：“你怎么會愛上李德倫呢？”

雖然那時大家很窮，但關系十分融洽，有錢一起用，沒錢就一塊餓肚子。過著流浪藝人式的生活。李德倫戲稱這段日子為“波西米亞人的生活”。

這稱呼使李德倫像當年任何一位進步青年一樣感到親切、激動。那個時代的人，在今天也總還愿意把“同志”說成是“親切而莊嚴的稱呼”，是一個使他們能在當時流下激動熱淚的稱呼。

當時，在上海音專比李德倫高一級的小提琴專業，有一個天真、活潑、秀氣的小女孩。她雖然班級高卻比李德倫小6歲。

但出身于底層的李玨的乳母很喜歡李德倫，在她的幫助下，李德倫經常在她家的廚房與她見面。有時她瞞著家人，悄悄跑到李德倫的住處與他會面。

1990年5月2日，李德倫上午去蘇聯大，因為他就要去蘇聯，作為國際柴可夫斯基音樂比賽的特別貴賓，下午他指揮中央樂團排練“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樂”。約好我去看他排練。

曾創造了一個時代，時代。

一個僅想以修自行車為謀生手段的人，大概離音樂有著無限的距離。他變得、平淡，甚至爽朗而超然了。他思索的很多，甚至思索了一切，諸如生與死、青春與衰老、美與丑、善與惡、希望與、瞬間與等等。但是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恰恰在這樣的時候，來救他一命了。

他們走進大學的日子，離的最后解放還有40天。大學是這些音樂家們的第一個落腳點。在園的教授與學生眼中，這批人顯得陌生而又令人懷疑。那些被銅油擦得錚亮的樂器捧在他們手中的確顯得非常不協調。

臨走時，單純的李玨給父母留下一封信，她充滿地說：“爸爸、媽媽，上海太了，我要去的地方是一個無比的世界。我走了，你們別為我擔心”

他們下農村演出，農民說，這樣的戲我們聽的懂，用李德倫的話說，他們于是得到了貧下中農的批準。

排練順利，最后為是否兩天后去“海淀禮堂”走臺有了一點“爭議”：

在我對于李德倫的采訪札記中，我發現那是1990年，那肯定是春天，因為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吃春餅的日子。我跟李德倫談了幾個小時之后，就到了吃飯的時間，記得屋里很亮，春餅也很好吃。當他開始用一把鉗子夾開堅硬的核桃并專心致志地吃著時，我問他喜歡哪些作曲家。他回答說：“柴可夫斯基、肖斯塔克維奇、貝多芬、博拉姆斯。”最后，他想了想，又說：“另一位我也非常喜歡，普羅科菲耶夫。”就是那天，在李德倫的書房兼客廳，他的嘴里出現了普羅科菲耶夫的名字，當說起普羅的《第七交響樂》又稱“青春交響曲”時，李德倫的眼里閃爍出奇異的，他說：“你簡直無法想象一個人在他臨死時，竟寫出那樣的、洋溢著青春的音樂。”

這個時代令許多人難忘。

3月26日，在民族宮禮堂演奏貝多芬“第五”——《命運》，人們都是早早地來到了劇場，靜靜地等待著那一個時刻的到來。

就是在這樣的情景中，李德倫結束了他兩年的生涯，也就是從那天起，他又成了文藝戰士。

我在網上看到了李德倫的墓志銘，那是在我結束了那年采訪的16年之后——

“我突然對你的愛情生活更感興趣。”

李德倫不說話了，他只好沉默，在他對面都是領導，也都挺內行的，你還能多說什么。

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的指揮李德倫卻無可奈何地產生了一個想法：他想修理自行車，以此作為自己在余生中謀生的手段。他與另一個著名指揮韓中杰一起私下商量，到街上去擺小攤。在“犁庭掃院”的運動中，他們漠然地享受著命運，他們樂觀地認為反正自己餓不死。

她告訴我，她曾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小提琴教師，現已退休。

李德倫再次被閃了一下，他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卻又感到無比。他已經是一個老運動員了，他總是在突變的風云中保持著一種等待挨揍的架勢。

于是透過墓碑的形象，我的眼前出現了當年由李德倫為我描述而出現的——1953年3月5日的畫面：斯大林在那天死了，全世界的鋪天蓋地：“整個天空和大地都被哀悼斯大林的淚水浸泡透了。”但是，有一個叫李德倫的年輕人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注意到了另一個人的死訊，這個人與斯大林是同年、同月、同日死——普羅柯菲耶夫。花店里鮮花全部獻給了斯大林的葬禮，作曲家的棺木上連一朵也沒剩下；最后的告別儀式是在一個潮濕的地下室里。李德倫喜歡“普羅”并同情他的，更因為他在臨死之前寫了那部的《青春交響曲》。

1973年，從外國連續來了三個交響樂隊，并且還來了一個土耳其的小提琴家。文藝界開始有新的松動，八個樣板戲盡管不容懷疑，但更多的人們已經開始把中國和外國加以比較了。

由于她的工作能力和家庭背景，李德倫及其他同學都推薦她為校學生會。于是“李”就率領李德倫這樣的地下黨們搞起了，在一次校長的中，查不出幕后的人，就把李玨了。

但是，正當李德倫與他的伙伴們漸漸沉浸于某種虛幻的風景之中時，另外一件中國音樂史上的大事發生了。

李德倫考慮再三，向歐陽山尊提出：“我想去延安，不知行不行？”

我們現在已經無法想象基辛格在聽音樂時所露出的表情，也許他會被中國人對美國人的真誠而友好的態度，但是據李德倫說，那天演奏得一塌糊涂。

“我的丈夫在墳墓里，我的兒子在里。”這是阿赫瑪托娃的詩句。

他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玩笑就是玩笑。歷史就是歷史。

這似乎有著某種宿命的成分，它肯定預示著在以后長達30年的“土洋之爭”，它也預示著李德倫們的。

僅僅是為了提高視奏能力，這似乎應該是音樂學院附小或者附中所解決的問題。有誰愿意相信曾有一段時間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的那批標志著炎黃子孫音樂最高水平的人，恰恰在小心翼翼地視奏能力呢？

當得知李德倫有個女朋友之后，就問他她為什么不跟你一起去延安。李德倫說，在沒有人同意的情況下，那不就是“私奔”嗎？

1968年9月18日，李德倫正在舞臺上掃地，突然有人來通知他，去開會。

人們大概都已知道了美國人基辛格的那次神秘的中國之行，但人們可能很難知道李德倫曾帶著中央樂團為他在內部秘密地演奏過。

1976年陰郁的冬天讓李德倫想起了1953年初次聆聽肖斯塔克維奇《第十交響樂》的惶惑，這種惶惑又開始在心中彌漫。李德倫發現自己也與中國一起徘徊。

1946年底，延安生活極為艱苦，但也就在這年的初夏，中國會決定建立紅色的第一個管弦樂團——中央管弦樂團。

關于李德倫在1958年的“柴六”，白樺回憶道：“1958年初，我被宣判為資產階級。在離開前，指揮家李德倫請我去聽中央樂團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我是在中去尋找悲愴的，但我得到的卻不僅是悲愴。在慢板樂章停止之后，我哭了。哭泣著積雪的長安街，我真的意識到我是一個被緊緊擁抱的拋棄的孤兒，但我朦朧間覺得還有另一個永不我的世界”

緊接著“放衛星”有開始了，天天開會。有一個決定，中央樂團每年演出1200場，夜至三點排練打擊樂，然后去農村搞文化運動給農民高唱歌曲。他們還得深翻土地，大練鋼鐵這就是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的“排練和演出”。

1958年他幸運地指揮了，“柴六”。

1957年“反右”，李德倫他們回國后都要求參加。眾所周知，他是一個能說而又善說的人，他的命運在等著他。然而，又一次救了他。上次是愛情，這次是：“留學生回國不參加運動，只進行正面教育。”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那天，應該是難忘的。帷幕拉開，丹妮演貴族夫人，白文演華生醫生，樂曲基本選世界名曲，諸如《天方夜談》、《威廉退爾序曲》之類，演奏員也大都是從工部局樂隊請來的。小提琴首席是蘇聯人費德龍，還有馬思宏、陳傳熙、司徒海城兄弟，可謂好手云集，所以雖然李德倫初出茅廬，但第一次拿起指揮棒就很順利。

休息時，我問李德倫：“還去海淀嗎？”

中央樂團的人沒有活兒干了。他們無所事事，等待著一次次新的或者。

1946年．李德倫從國立音專畢業，在上海工作，從事音樂編輯。這時，組織上派人和他取得了聯系，并要他寫一份自傳以考慮恢復的問題。

女歌唱家深深地觸動了小澤，他對李德倫等人說：“像我這樣的人，平時聽的總是與此相反，即只重技術，其次才是表現力。這次令我很，連那位彈鋼琴的女人都是一邊彈一邊哭泣。中國人是多么有。”

“去找李玨吧。”

李德倫實在忍不住了，就說：“以后再開會，請搞民族音樂的同志先坐下，有座位我坐，沒有座位我就坐地上。”

李德倫可能知道我們是一群什么樣的人，在他的眼睛里可以反射出那些人的面目，就像在水中會出現倒影一樣，在作家們的教室里也會出現期待。李德倫的眼睛里突然出現了憂傷，那是我永遠難忘的眼神，許多年后，我在小說《英格力士》里，多次提到了那樣憂傷的眼神，他沉默著，先是看看我，然后開始看四面墻和墻上的人頭。從那些人的眼神中一定也映出了李德倫。李德倫正望著李德倫。

他覺得既然要干，就得搞好一點。配器簡直是太槽了，許多地方和聲都不對頭。有責任心的李德倫就組織了個小組，請作曲家施萬春、吳祖強、羅忠镕等人對作品進行加工，但是還沒工作幾天，就有人向上匯報了，說：“李德倫在樣板戲”。

許多年后，當李德倫有些老了，在一個春媚的日子里，他望著窗外迷朦的、卻又耀眼而懶洋洋的太陽，忽然想起了年輕時聽說的一個姓全的小提琴家，他水平很高，飯店里的外國人常請他去演奏，以后日本人占領了，他竟然沒有辦法維持自己的生命，餓死在街頭。

1949年解放前夕，中國的交響樂隊正風塵仆仆地從朝開進。幾年來的行軍、訓練、演出，已經使這批人離藝術稍微近了，他們能夠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賀綠汀的《森吉德瑪》、《晚會》等中外名曲。

她就是李玨。她父親是著名的永利公司駐上海的總經理，是個洋派人物，因此，她從小就有學習西洋音樂的良好條件。她思想進步，有很強的愛國熱情，她相信只要大家努力，中國就能從。

李德倫入學時，肖友梅是李德倫的校長。李德倫的主科是大提琴。

由于他演戲認真，待人寬厚，很快成了劇團中的活躍人物，成了一個“好演員”。

李德倫仍在看總譜，肖斯塔克維奇的、貝多芬的、柴可夫斯基的，以及博拉姆斯的、普羅柯菲耶夫的，他認為僅僅是出于一種習慣了。

與此相對的是，他也在上學途中看到了另外的場景。清晨，在胡同口倒斃于邊的尸體，在前門城樓下，在火車站前，那些衣衫襤褸，逃荒要飯的窮苦人，那些頭，涕饑號寒的嬰兒，抽泣傷心的母親

他在1990年春天的那個下午，對我說：“我認為除了音樂而外，我干不了別的。我怕。”李德倫的態度使我想起了索爾仁尼琴與肖斯塔克維奇，兩人原來曾是親密的朋友，前者作為文學家中的者，向來要求的是行動；后者作為一個作曲家考慮的卻是和表達一種與生俱來的痛苦。肖氏在者的性聲明上簽字，被認為是機會主義者。

他常去她家看她，那時她矛盾、與彷徨，很需要李德倫的安慰。

老一代的樂團概都記得那個場面：當最后一支《大海航行靠舵手》奏完之后，樂隊全體起立，“毛”，觀眾熱烈掌聲。

默默地等了一會兒，一群人走了進來，矯健地走在前邊，她風度雍容大方，她自信手中擁有的。

對方回答說：“這事我也作不了主，我先請示一下吧！”

看過之后很滿意，她高興地做出讓樂團國慶演出的決定。

于會泳看李德倫不吭氣，就思考了一下說：“我看可以演貝多芬第六交響樂，第六是《田園交響樂》，是寫大自然的。”

于是就有了李德倫后邊的故事。

在李德倫的記憶中，交響樂在中國的發展曾走過這樣的一條。

這次竟然點頭同意李德倫的了，這使很多人都有些意外。是因為她也感到丟人了，還是因為早年的藝術生涯仍對她產生影響？

那時上海外國租界中，有個上海工部局，是的上海市，也建立了一個樂隊，說是三管編制但樂器很少。盡管水平較高，但是與中國老百姓毫無關系，演奏員是外國人，聽眾也是外國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1960年又是三年自然災害，在貧窮與饑餓的中，樂團的藝術家們不得不停止業務活動，去節省或等待一口吃的。

《福爾摩斯》之后，李德倫繼續指揮了《梁上君子》、《英雄》、《麥克白斯》、《欽差大臣》、《機器人》、《袁世凱》、《林沖》等“苦干”當年的名劇。

李玨開心地笑起來。

這使李德倫內疚難過。她為大家做出了，而她還只是一個柔弱、溫順的小姑娘。

“去，當然去。你去嗎？你對走臺不感興趣？太枯燥？”

有一個批示：“李德倫同志不要讓我上當了。”

12月，在中國沈陽出生的世界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訪問中國，他被郭淑珍演唱的《懷念周總理》而深深，這位女高音的表演毋寧說在唱歌，倒不如說是哭訴著表達了自己的喪父之情。

的青春交響曲

1959年為國慶十周年獻禮，排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樂》，李德倫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指揮臺上，他眼前真是一群中國人，在《歡樂頌》的輝煌中，他感到前方是的。

另一次演出《梁上君子》，讓李德倫扮演巡長，有一段向律師夫人獻殷勤的戲。巡長必須親手為夫人送上一杯冰淇淋，每晚臨場前，李德倫總是把冰淇淋吃掉一半，把剩下的一半面向觀眾。他這種淘氣行為常惹得臺上演員忍俊不禁。

在李德倫的記憶中，延河是一條極普通而有平靜的河，當夕陽西下，落日把河水染紅時，河邊就有些不同尋常的人散步，這些人幾十年后都被寫進了中國歷史，從平凡和普通變的顯赫而高貴。

在后臺，斯特恩看到一頭汗水的李德倫來到了自己面前，他們又緊緊地抱在了一起。斯特恩老淚縱橫，不斷地李德倫要保重身體。然而，人們很難想到靈巧的斯特恩竟然死在李德倫之前，他們離世的時間相差僅僅只有一個月。然而，他們共同把莫扎特是誰告訴我們，這期間中國向前走了20年。

那是一次重要的，盡管讓現在音樂學院的學生感到幽默，盡管不少人早就淡忘了這件事，可十部交響樂——這無疑是天文數字。

那是個下雨天，李德倫為了抓緊時間趕到，就與另一個同伴坐上了一輛軍用三輪摩托，在小禮堂里，他見到了不少熟人和一些在當時是很著名的人物：謝鐵驪、錢浩亮、李希凡、錢江、瑜、譚元壽、袁世海

李德倫無疑是一個熱血青年，一個對于那個時代和他的家庭來說的、不安分的者。根據他家庭的情況，他完全可以走這樣兩條：從官從政，像父親一樣成為顯赫的或其他舊的官員；單單純純地學習音樂，或其他藝術門類，成立一個經歷簡單的藝術家。

這時的李德倫已乖了，為了中國的西洋音樂也為了自己這二者共同的，他也像當時的許多知識一樣極力使自己的思想傾向朝著“”的一面去靠。

在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他成了參加者，協助組織者和沖鋒陷陣者。

這使人想起了大名鼎鼎的托斯卡尼尼，這位美國指揮也曾是一位拉大提琴的，由于偶然的變故，他像李德倫一樣地操起了指揮棒。拉大提琴轉為指揮的大師似乎還不少，例如日本人小澤征爾、還有那位從蘇聯叛逃到法國的羅斯托波維奇等等，是否拉大琴的特別適應改行當指揮？

在當時的中國，不知有幾個人在像他這樣借著中的星光專心致志而又心情沉重地研讀著總譜。他緩緩地翻動著發黃的紙頁，在心里感受著由多重聲部共同交織的音響。他懂得人就是為了痛苦和歡樂而生的，最優秀的人只有通過痛苦才能得到歡樂。盡管“命運”總是在扼住他的喉嚨，盡管面對昨天他心情復雜，但是慢慢的長夜中他始終沒有忘記：他是一個樂隊指揮，而且也只能是樂隊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