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開上古音之謎——當代古音學研究

古音與今音不同，在今天這是常識。但是在十七八世紀的中國，這卻是驚天動地的發現。“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明陳第《毛詩古音考》），直斥時人的蒙昧，開啟了對古音的探索。

以乾嘉學派為代表的清儒提出了上古韻部系統，擺脫今音的束縛，以《詩經》押韻加漢字諧聲，邏輯井然，學人折服。然而這只是上古韻類，它們怎么讀？無人知道。著名古音學家段玉裁在給朋友的信中說：“足下能確知所以支、脂、之分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聞而死，豈非大幸也？”要確知古音的音值，在中國當時的學術背景下無法完成。而19世紀初的歐洲，已經有了一整套解決這個問題的理論和方法，這就是剛經歷了一百多年發展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誰能傳之中國？

1910年，21歲的瑞典語言學者高本漢來到中國。多年之后，高本漢發表了中國現代音韻學的奠基之作《中國音韻學研究》。他使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首次構擬了中古漢語語音系統。他根據中古韻書記錄的漢語音類，調查對比現代漢語各方言的音值，分析語音歷史演變的規律性，構擬（reconstruction）出漢語中古音系統。高氏還收集漢越語、朝鮮語和日語中的漢語借詞音來證明和修訂古音的構擬。使用國際音標描寫語音系統，是這一研究方法的明顯標志。此后高本漢在上古音領域繼續研究，重要著作有《漢文典》《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高本漢的成果使傳統舊學中的中國學人耳目一新，紛紛響應學習，現代漢語音韻學的大幕由此拉開。

隨著研究的深入，中國學者開始對高氏的一些不足之處提出不同意見，并進而開始了自己對漢語上古音的構擬。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先后分別有十幾位學者提出了自己的上古音體系，如錢玄同、董同龢、陸志韋、王力、方孝岳、嚴學宭，李方桂、周法高、張琨、陳新雄、李新魁、何九盈、鄭張尚芳等。在古韻部構擬上大致分為兩派：陰陽入三分派和與高本漢相類的陰聲韻帶濁塞尾派。其中，王力系統在大陸最有影響，李方桂系統在海外和中國臺灣最有影響，鄭張尚芳系統最新。

高本漢、王力的上古聲母與中古聲母并無太大區別，這與古漢語一千多年的變化不相符。李方桂把高氏34聲母中只出現三等j介音前的15聲母劃出，認為它們是后來分化出的，只留下19母，這就與黃侃的古本聲十九紐看法基本相似。以前有人說黃侃的古本韻和古本紐互證是“循環論證”，其實考察音系的聲韻配合規律是正確的方法。

科學無國界，語言研究無國界。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語言學家為漢語上古音研究作出許多貢獻，許多古音難題得到突破，漢藏語言在歷史探索中逐漸接軌。海外學者的重要貢獻主要有：法國奧德里古在《越南語聲調的起源》中論證了越南語和漢語聲調的發生過程；俄國雅洪托夫《漢語史論集》（1986）。其中的《上古漢語的復輔音聲母》（1960），論證了二等帶1/r，這啟發了李方桂對二等介音的構擬。加拿大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1962），論證元文等部另有圓唇化元音韻母on、un、om、um。

經過海內外學者百年的共同努力，比起20世紀初，漢語上古音研究取得了驚人進展，但還遠不能說我們已經解開了上古音之謎。漢藏語系諸語言還有很多未深入調查和研究，這些在歷史上與古漢語共生的語言，是反觀古漢語的寶貴材料。亞洲語言歷史之謎正待解開。（作者：周及徐，系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