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證券集體訴訟制度勢在必行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駁回大智慧對股民索賠再審請求，大智慧面臨巨額索賠，引發(fā)市場對“建立中國特色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的熱議。

　　近年來，我國證券民事賠償案件的群體性、巨型化特征越來越明顯。但證券民事審判壓力大，一案一立，分別審理的審理方式明顯不適應。面對證券侵權這一典型的群體訴訟機制，需要及時研究改進。建立中國特色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迫在眉睫。

　　注冊制呼喚集體訴訟

　　投資者對證券發(fā)行欺詐、虛假陳述等違法行為深惡痛絕，呼吁加大違法成本。實際上，行政處罰總是有限的，更適用于這一愿望的是，強化民事責任追究，讓其“賠得傾家蕩產”。在科創(chuàng)板試點注冊制的背景下，探索完善與注冊制相適應的證券民事訴訟法律制度尤為重要。

　　注冊制改革以信息披露為核心，投資者主要根據發(fā)行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況進行自主決策。這種發(fā)行端準入方式的市場化調整，尤其需要強化后端的司法訴訟保障。可以說，注冊制改革和集體訴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體兩面”，如果沒有巨大威懾力為投資者護航，注冊制容易出現亂象。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肖建華表示：“注冊制需要監(jiān)督。監(jiān)督可以來自管理者，也可以來自投資者。通過相關投資人主張民事損害賠償的方式，可以使市場化的股票發(fā)行民事行為形成制度閉環(huán)，倒逼股票發(fā)行行為合法合規(guī)�！�

　　從國際經驗看，證券集體訴訟是被實踐證明了的有效方式。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章武生告訴記者，美國的證券集團訴訟對于美國資本市場的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敖�立證券集體訴訟制度，彌補證券民事賠償救濟乏力的基礎制度短板，是注冊制下補充行政執(zhí)法的客觀要求，能夠有效抑制違法違規(guī)行為，顯著提升違法違規(guī)成本，也是實施股票發(fā)行注冊制和全面深化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有力法律保障�！闭挛渖�表示。

　　從投資者保護角度來看，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達到1.5億人，其中95%以上為中小投資者，是一個典型的散戶市場。當受到侵權時，由于分散、自身索賠金額不多等原因，許多中小投資者不想、不愿意或者客觀上難以參加到相關的民事賠償訴訟中來，絕大多數選擇放棄了權利的救濟。

　　就是在此前的全國第一例證券支持訴訟——“匹凸匹”虛假陳述民事損害賠償支持訴訟案中，也僅有14名投資者提出索賠請求。業(yè)內人士表示，這凸顯現行機制下，集體訴訟機制的缺失。

　　申明退出是核心要素

　　今年上半年，《證券法》修訂草案（三審稿）公開征求社會公眾意見。其間，共收到社會公眾提出的4000多條意見，其中一些就要求加大對證券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在采訪中，不少法律專家表示，希望把集體訴訟的“申明退出”這個最核心要素寫進《證券法》。

　　集體訴訟制度的核心特點是不需要所有被侵權人一起參與訴訟，而是通過推選代表人，代表所有被侵權人提起訴訟，實現所有人共同獲益的目的。

　　肖建華表示，與單獨訴訟、共同訴訟或代表人訴訟不同，集體訴訟的核心在于“申明退出”機制，投資者不明確表示退出就視為集體成員，不用具體參與訴訟活動、承擔訴訟成本，就能獲得相應的賠償，有利于解決受害者人數眾多、維權不便的問題。

　　此外，集體訴訟還有利于提高證券糾紛的處理效率。證券集體訴訟將中小投資者集中起來，一次審結，全體適用，訴訟成本低、效率高。同時，也有利于促進上市公司規(guī)范經營，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由于集體訴訟通過統(tǒng)一法律適用，也能有效避免由不同法院、不同法官或在不同時期對相同事項作出不一致的裁決而減損法院的公信力。

　　同樣，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湯欣建議，中國特色集體訴訟制度應考慮實行“默示加入”和“申明退出”機制，“目前的代表人訴訟制度需要投資者原告進行登記才可成為共同訴訟的一員，屬于‘明示加入’機制，看上去和集體訴訟制度的‘申明退出’只是程序上的小區(qū)別，但在現實訴訟中的差別也非常明顯”。

　　業(yè)內人士認為，建立證券集體訴訟制度是一項重大改革，需要立法先行�？梢越Y合《證券法》修改，對證券集體訴訟的核心法律要素作出主要規(guī)定，具體制度規(guī)則由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釋等。先在證券市場開展證券集體訴訟試點，成功積累經驗后，再通過修改民事訴訟法普遍適用。

　　章武生提出，集體訴訟在各領域全面鋪開的條件尚不成熟，應當從最容易推進的領域開始，這個突破口選在證券領域比較合適。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彭冰表示，有關集體訴訟的許多具體制度和機制，在國際上已有比較成熟的經驗，可以加以借鑒。同時，在有關制度設計和工作推進中，還要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做好“中國特色”相應安排，重點是采用受害人默示加入、申明退出的安排。

　　避免國外集體訴訟弊端

　　從國際經驗看，集體訴訟制度常出現兩個弊端，一是耗時長；二是被濫用。章武生認為，這些弊端可以用“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進行規(guī)避，導致美國證券集團訴訟制度被濫用的因素在我國并不突出，也容易得到控制。

　　例如，公開的行政處罰及刑事判決可以相當程度上緩解原告的證明責任。我國看穿式的證券賬戶體系及交易信息技術可以節(jié)省大量的律師調查費用支出，等等。

　　集體訴訟在具體操作上會不會很復雜？章武生表示，我國證券領域已有先行賠付制度，并已成功運作。這證明隨著證券交易電子化程度的提升，技術上已實現投資者損失計算的信息化，可以快速準確的確定受害人數、受害金額等。中國特色的集體訴訟會在多個部門和機構的配合下，引入智能化的輔助工作，把賠償金額快速分配到原告投資者的股票賬戶中。

　　如何設計好中國特色的集體訴訟制度？章武生建議，要對“首席原告”的選任、代理律師的確定、案件受理、訴訟費用、責任承擔以及和解協(xié)議執(zhí)行等集體訴訟制度機制的主要內容，作出有針對性、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安排。在證券集體訴訟試行初期，可以積極發(fā)揮國家設立的證券投資者保護機構以及機構投資者作為“首席原告”的引領作用。

　　他進一步說，在試點階段，作為注冊制的配套制度，可以利用相關法院的專業(yè)優(yōu)勢，對證券集體訴訟案件，指定由證券交易所所在地有管轄權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先行先試。（�；荽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