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風雨兼程見證祖國滄桑巨變

　　鄭賀婓，1991年出生，2018年參加工作，現為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第二研究院工程師、原子鐘項目團隊技術骨干。

　　鐘山，1931年出生，曾參加抗美援朝戰爭，1957年投身航天事業。現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第二研究院科技委顧問，曾獲1992年和1999年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圖① 紅旗七號導彈試驗場。

　　圖② 2009年10月1日，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研制的紅旗七號B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閱兵式。

　　圖③ 2015年9月3日，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研制的海紅旗九號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

　　圖④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國電話會議現場。

　　（資料圖片）

　　圖⑤ 1980年的固定電話。 （資料圖片）

　　圖⑥ 大哥大、傳呼機廣告。 （資料圖片）

　　圖⑦ 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長征七號運載火箭發射塔架。 新華社記者 曾 濤攝

　　圖⑧ 北京市實現村村通程控電話。

　　（資料圖片）

　　何世杰，1999年出生，2017年考入北京郵電大學，因制作發布5G測速視頻，走紅網絡。

　　龔雙瑾，1937年出生，1956年考入北京郵電大學，原電信研究院標準技術研究所首席專家，對通信網絡的建立、攜號轉網等業務作出了突出貢獻，2009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沒有“兩彈一星”，就沒有大國地位

　　本報全媒體采訪組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一窮二白的經濟狀況，頂著西方的嚴密封鎖，毛主席說，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1956年春，國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中國航天事業由此開始起步，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直至取得今日的輝煌成就。

　　今天我們請來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的鐘山院士和青年工程師鄭賀婓，為大家講述新中國成立以來，航天事業發展過程中的那些事兒。

　　“外國人能搞，中國人為什么不能搞？”

　　小鄭：新中國成立之初，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我們國家是如何開始“兩彈一星”的研究？又是怎樣取得的成功？您是如何走上航天事業發展道路的？

　　鐘老：18歲那年，我棄筆從戎，參加了抗美援朝。戰場上，我的6位同志、同學和朋友死于導彈，讓我永生難忘。從此我認識到，必須要發展防空，沒有防空技術，就沒有國家的安全和強大。

　　1955年，錢學森回國，當時陳賡大將（時任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問他，能不能自己搞導彈？錢學森回答說：“為什么不能搞？外國人能搞，我們中國人就不能搞？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陳賡大將說：“好！”

　　第二年，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西郊成立，錢學森任院長，標志著中國航天機構的創建。1957年，國防部第五院成立了一分院和二分院，二分院也就是現在的航天科工二院前身，我大學畢業后即被分配到這里。

　　1960年底，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宴請國防技術專家，勉勵大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把導彈搞出來。從此，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只為中國人研制的導彈早日上天。

　　1960年11月5日，我國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發射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國自主研制的東風二號甲導彈攜帶原子彈彈頭，從東風基地起飛，經過1000多公里的飛行，準確地在預定地點成功實現核爆炸，羅布泊上空升起巨大蘑菇云，標志著中國繼美、蘇、英、法之后成為世界上第5個使用自己的導彈發射核武器的國家。

　　“穿上這件風衣，一定能成功”

　　小鄭：我聽說您有一件“成功服”，只要穿上，導彈發射就能成功，是真的嗎？

　　鐘老：我有一件米白色風衣，1982年開始穿的，本來只是一件普通的微波試驗工作服，有一點屏蔽功能，因為見證了很多次不同凡響的試驗打靶經歷，大家就給它起了個外號叫“成功服”。每一次試驗前，我都穿著這件風衣到各個系統、各個戰車上做最后檢查，直到下達發射命令。每一次試驗成功后，我都會在風衣上留下一顆五角星。所以大家說，只要看見我穿上這件風衣，就知道一定能成功。

　　1988年春，我穿著這件風衣和大家一起在西北大漠安營扎寨，準備進行紅旗—7號全武器系統的嚴格考核——定型試驗。

　　誰也沒想到，當試驗進入30分鐘準備時，天空忽然刮起6級大風，滾滾黃沙遮天蔽日，試驗場上天昏地暗，幾米之外不見人影。

　　沒辦法，大家只能焦急地等。晚上8點多鐘狂風仍然不止，怎么辦，打還是不打？我們最后決定：“打！”

　　當晚9點，機動靶機在大風中歪歪扭扭地強行起飛了。當靶機進入預定空域后，指揮員一聲令下，發射制導車頂部的發射筒“砰”的一聲彈掉前蓋，隨后一條火龍呼嘯而出沖向目標。

　　由于強風干擾，導彈在飛行中急劇下沉。看到這一情形，我的心跳迅速加快。但很快，高性能制導系統又把導彈拉起，眼看就要接近目標，忽然靶機卻急速向上飛行，導彈緊跟其后迅速爬高。我的心再一次揪緊。

　　看著導彈在強風中遲遲追蹤不到靶機，不知誰情不自禁地喊了一聲“加油”，于是，整個陣地齊聲吶喊“加油”。說也奇怪，在“加油”聲中，導彈仿佛通了人性，居然扶搖直上，追上逃跑的靶機。隨著兩個亮點相遇，天空中先是出現一片火光，然后是一團煙霧，緊接著傳來一聲巨響。

　　機動靶機被擊落了！陣地上立刻歡聲雷動，一片沸騰。

　　“看到研制成果，那一刻我特別激動”

　　小鄭：早年間曾流傳一句話，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是這樣嗎？

　　鐘老：上世紀80年代初期，二院也流行過一句類似的話，“跟著鐘山干，都成窮光蛋”。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當時一個月的工資只有幾十元，但是賣茶葉蛋的一個月能收入100多元。

　　但是回想過去，看看前輩，我們航天人沒有一個退縮。“窮光蛋”的后面還跟著“拼命干”“是好漢”。我們航天人都是不為名不為利，只為導彈早上天。在研制紅旗—7號導彈中，夜以繼日拼命干的8年里，大家都每天晚上干到十一二點，沒有休息日。不幸的是，8年期間，共有6位主任設計師因過勞工作而早早病逝。

　　當時紅旗—7號的試驗主靶場陣地位于一望無際的戈壁灘上，風沙大的時候，一碗飯里有小半碗沙子。晝夜溫差也特別大，正午地面溫度超過50攝氏度，夜里卻只有幾攝氏度。當地有一句順口溜說“早穿棉襖午披紗，圍著火爐吃西瓜”，但沒有一個人叫苦。

　　最后紅旗—7號導彈試驗非常成功，實現五發五中、發發成功，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1999年，新中國成立50周年閱兵時，我去了現場觀禮臺，看見紅旗—7號沿著長安街一路展示過來，忍不住流淚了。2009年國慶閱兵時，共有30支裝備方隊，其中我們二院研制的裝備有三個方隊。我親眼見證了這些導彈裝備從無到有，這都是我們二院航天人付出幾十年甚至一輩子心血研制的，所以那一刻我特別激動。

　　“想到在為航天事業出力，就覺得很自豪”

　　鐘老：總的來說，航天事業能夠成功應該歸結為一個道路，一個精神。道路就是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精神即航天精神，愛國、永不服輸、無私奉獻。航天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到強，體現出了一股精氣神，這種精神力量，是航天事業不斷發展的重要根基。

　　航天人是一代勝過一代，希望你們年輕人更好地傳承和發揚航天精神。

　　小鄭：航天精神的傳承一直沒有斷。我記得鄧稼先老先生當年要去參加原子彈研制工作時，家人問他要去哪兒？他說不能說。家人又問要去多久？他說不能說。后來他一去就是幾十年，再回來時已身患重病。

　　我身邊也發生過類似故事。我剛參加工作沒多久，因為某項發射任務，一位同事要去西昌出差，我問他要去多久？他說不確定，如果不成功，不知道啥時候能回來。幸運的是，那次發射很順利，他也就很快回來了。

　　還有一位前輩的故事也給我觸動很大。20多年前，所里剛開始研制原子鐘，眼看著到了驗收時間，突然發現有個指標不正常，于是前輩和其他兩位同事各抱了一臺鐘，把門反鎖，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三天后，他們各自抱著鐘走出來，所有的指標全部回歸正常。

　　能夠和這樣的前輩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驕傲。無論遇到什么問題，我們每個人都會全力以赴去解決，問題解決的那一刻，也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雖然我只是從事航天事業中的小小一員，每天都在做很普通的事情，但一想到是在為祖國的航天事業出一份力，就覺得很自豪！

　　通信業迅猛發展，改變著人們生活

　　本報全媒體采訪組

　　1949年，傳統的信件郵遞和昂貴的電報是人們遠程溝通的主要方式，當時我國電話普及率僅為0.05部/每百人。70年后，我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固定電話網絡和移動通信網絡，除去老人和兒童，人均兩部手機。從固定電話的普及、大哥大短暫輝煌、BB機一閃而過，直到5G應用觸手可及，通信業突飛猛進的發展為我國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也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今天我們請來原電信研究院標準技術研究所首席專家龔雙瑾和北京郵電大學學生何世杰，為大家講述新中國成立以來，通信業發展過程中的那些事兒。

　　通信不方便生意都做不成

　　龔老：1949年，全國只有21.8萬門電話，非常少，平均每100人有0.05部電話，一般老百姓不可能打電話。1956年，我考到當時的北京郵電學院念大學，那時候跟家里聯系主要靠寫信。如果誰家有急事，就發電報，電報比較貴，3分錢一個字，所以人們發電報前，要反復琢磨，話要怎么說才能字數最少。

　　打長途電話就更不容易了，1949年全國只有長途電路2800條。打長途電話，首先要去郵電局排隊，排上隊后才能在營業臺填掛號單，然后長途話務員會轉到相關郵電局，再由相關郵電局轉接到具體電話機。

　　改革開放后，人們對通信的要求越來越高。1978年，我國電話用戶增長到193萬，平均每200多人有一部電話，還是不夠用。那時有很多人因為電話打不通，生意都黃了。

　　尤其是引進外資，老外進來的條件之一就是通信要方便，電話都打不通，怎么做生意？所以，當時面對經濟發展的巨大需求，通信作為基礎設施，開始了快速發展。

　　最初，個人裝固定電話要5000多元的初裝費，不是人人都裝得起，但依然供不應求。正是因為國家當時出臺政策，允許向用戶收取電話初裝費，才使通信發展有了資金來源，提供了經濟保障，全國得以建成八縱八橫光纜線路。

　　可以說，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最顯著的成就之一就是通信的發展。通信普及率大幅提升，自動化數字化水平大大提高。目前，全國固定電話用戶達到1.8億。

　　國外的移動通信沒有國內方便

　　龔老：過去都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但是現在有很多人家里不裝固定電話，大家都是拿著手機不肯撒手。通信發展這么多年，當初根本想不到移動通信數會超過固定電話數。固定電話用戶很久沒有增長了，而移動電話用戶已達到15.71億，如果除去老人和小孩，每個中國人手里有兩部手機。

　　現在去國外，感覺當地的移動通信沒有國內方便。因為國外的無線網絡沒有我們這么普及，而且基本都收費。在國內，很多公共場所都有wifi，例如到飯店吃飯，只要問一下密碼是什么，就可以很方便地上網了。平時我和國外的姐姐通電話都用微信，通話質量非常好，還不花一分錢。

　　小何：為什么咱們的移動通信發展得這么快呢？

　　龔老：這得益于對標準的選擇，也得益于引進消化吸收的策略。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們現在有很多東西還都是使用國外的，包括軟件、芯片等。一開始搭一個通信網，從國外買設備引進技術，沒問題。但是發展到現在，基礎性研究就不能跟不上了，必須重視那些耗時漫長、失敗率高的基礎性研究。

　　5G生活到底是啥樣？

　　小何：都說今年是5G的商用元年，我一直困惑，與4G相比，5G到底有多快？5G生活到底是啥樣？經過實地測速，我發現，5G的速度確實讓人驚訝，是4G速度的至少10倍，下載一首10兆歌曲，進度條只有全空和全滿兩種狀態，玩游戲的延時只有不到60毫秒。

　　4G技術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這是5年前人們沒有想到的。人們對未來的預測，跳不出當下技術思維的限制，那么，5G時代到底會是什么樣呢？

　　龔老：1979年底，美國貝爾實驗室研究出移動電話系統，建成了蜂窩移動通信網，這是第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移動通信系統。1987年，當時的郵電部確定以歐洲制式作為我國第一代蜂窩移動電話的標準，開通運營網絡。

　　G就是代的意思，1G就是第一代。最初的1G手機，就是曾經的“大哥大”，價格很貴，當時都是一些有錢人拿著“大哥大”用。

　　事實上，第一代移動通信就是一個模擬信號，系統容量有限，無法漫游，僅支持語音通信，保密性也很差。再加上1G手機的體積大、價格昂貴，因此無法大規模應用。

　　上世紀80年代中期，2G實現了從模擬到數字信號的飛躍，移動通信實現了全球漫游。90年代末，3G的發展，讓移動通信和互聯網實現了連接。4G則讓移動互聯網成為生活的必需。

　　談到5G，對普通用戶來說，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是高速率，下載速度比較快，AR、VR等應用的體驗會很好。第二是低時延，可以方便遠程手術、自動駕駛等行為借助移動網絡開展。第三是接入范圍海量，不光是人和人之間的通信，還包括人和物、物和物之間的通信，會極大促進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物聯網的應用。

　　攜號轉網讓互聯互通更便捷

　　龔老：實現移動通信企業的互聯互通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2007年前后，我們就開始研究號碼攜帶轉網的問題了。與大部分國家不同，我國采取的是集中建立數據庫的技術方式。2009年，在實驗室里有了初步成果后，又在天津和海南開展試點，隨后擴大到5個省份試點，進一步觀察市場的反應，看看管理上還有什么難度。

　　當時發現管理上確實存在一定難度，有的企業有“做手腳”的現象。原因是企業不希望流失客戶，都千方百計地要留住客戶。其實，無論在哪個國家，企業對攜號轉網都是不積極的。

　　但是，對用戶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利好。移動通信發展到現在，手機號碼不僅是打電話用，它還跟各種APP、各種功能捆綁，用戶一旦換了號碼會十分麻煩，而攜號轉網則非常便利。此外，如果沒有了號碼的限制，各企業為了吸引客戶流入，都會想盡辦法改進服務、降低資費。

　　因此，國家對攜號轉網的進展非常重視，下決心今年底前一定要實現。看到監管部門的決心，各個企業集團也還是比較支持。

　　目前，從技術上講已沒有問題，各運營商的改造也差不多了。各家設計攜號轉網流程很方便，用戶只要咨詢運營商自己是否滿足條件，如果滿足，可以直接申請。目前，有幾種原因暫時還不能轉網，一是要求轉網號碼必須是正在使用的，而不是一個廢棄號碼。二是如果合約沒有到期，需要先去解約，然后才可轉網。此外，攜號轉網業務一定要本人憑身份證去辦理。

　　（本報全媒體采訪組成員：李哲、高興貴、雷雨田、胡達聞、覃皓珺、姜天驕、實習生陳鵬仲、實習生劉伊。執筆：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