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新經濟催生“人本消費社會” 成都將成新場景先行者

　　熱鬧了半個多月的“618”終于結束，各大電商平臺曬出的交易數字再次令人驚嘆，從北上廣深到“小鎮青年”，都展現出強大的“購買力”。

　　而日前公布的宏觀經濟數據顯示，今年5月，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6%，增速比上月加快了1.4個百分點。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表示，一系列促進消費的政策舉措正在逐步落地見效。

　　“在拉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多輪驅動中，消費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基礎性作用。”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博士表示，去年以來出臺的多項政策，為消費結構升級營造了良好的制度環境，有利于促進消費潛力持續釋放，夯實消費的“壓艙石”作用。

　　在他看來，消費今后將進一步充當“壓艙石”，在拉動國民經濟增長中將發揮更大作用，而且是以個性化、多樣化升級方式體現，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需求將進一步擴大。同時，消費結構升級的內涵將發生深刻變化，大眾消費的升級更多地體現在消費理念、消費方式和消費品質上。

　　朱克力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下稱NBD）專訪時表示，中國正趨近于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臨界點，同時，在新經濟發展時期，中國有望走出一條與傳統大眾型消費社會不同的、更為現代的新型道路。

　　“我想稱之為‘人本消費社會’，也可以叫‘協同消費社會’。”朱克力說，“其本質是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的‘新經濟’相匹配的新型社會形態。”作為國家級智庫專家，朱克力對成都發展寄予厚望，樂見其成“新場景先行者”并構建出新的“經濟-社會范式”。

　　臨近拐點：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型前夜

　　NBD：有觀點指出，2018年我國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為76.2%，已經開始向消費型社會轉型。在您看來，我國是否已經走到了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拐點”？

　　朱克力：毋庸置疑，中國正處于從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的歷史大進程中，隨著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到達一定水平，就更加趨近于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臨界點。在此過程中，首先需要對拐點本身有所定義。“拐點”往往指一個相對小的周期，但通常不是一兩年的短暫時間。而這個“拐點”，會隨著內需的升級而完成具有歷史性的轉折，真正向消費型社會奮力轉型。

　　國外發達國家經歷過從工業社會到消費社會的轉型邏輯。一般意義上的消費社會，本質在于消費的大眾化，即大量過去作為高端消費品的商品“飛入尋常百姓家”，所以也被稱為大眾型消費社會。在這種社會形態下，經濟上，生產能力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得以緩和；政治上，社會階層間的矛盾也大為減少。但這種傳統的大眾型消費模式，一方面也帶來了物質化的弊端，另一方面造成了資源過度消耗和生態環境問題。

　　與國外發達國家經歷的傳統大眾型消費社會相比，中國在新經濟發展時期，有望走出一條更為現代的新型道路，我想稱之為“人本消費社會”。顧名思義，“人本消費社會”基本內核是以人為本，主要特點是尊崇共享、回歸自然，重視環保與簡約，注重消費品質和結果。基于新經濟時代的互聯網生態，在人本的內核下，人人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人人可以通過合作的方式與他人共同享用產品或分享服務，因此對這種新型消費模式構建的社會形態，也可以叫“協同消費社會”。

　　NBD：在您看來，消費型社會的本質是什么？與“美好生活”是何關系？

　　朱克力：中國正在由傳統生產社會進入一個新型消費社會，這種新型消費社會，我們無論是命名為“人本消費社會”還是“協同消費社會”，其本質是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的“新經濟”相匹配的新型社會形態。針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積極促進和迎來“人本消費社會”或“協同消費社會”，恰恰是為實現“美好生活”提供更為寬廣遼闊的社會動態場景。

　　在經濟學含義中，消費本身代表需求、具備購買力，也就是說不僅要有某種需求，更重要的是，有沒有與需求相對應的購買力，這也是傳統政策失靈的場域。新型消費倡導的是人本消費、協同消費、共享消費，對創新提出了很實質性的命題，因此，鼓勵消費從本質上就是鼓勵創新，只要讓消費者自己去選擇他喜愛的產品，自然會有一批具備創新能力的產品脫穎而出，為“美好社會”添磚加瓦。

　　跨越難關：遵循“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

　　NBD：盡管各界對消費的重要性已有共識，但如何促進消費、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仍需探索。一個較為明顯的現象是今年以來各種“水果自由”，引發了大眾對消費是否“升級”的討論，您對此作何評價？

　　朱克力：必須看到，消費結構升級是一個具有基本面意義的大趨勢：由生存型消費需求向發展型和享受型需求不斷升級，居住、醫療保健、交通通訊和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消費支出增速遠高于食品、衣著、居住等物質消費支出增速，低品質消費需求向中高端消費需求不斷升級，以線下消費方式為主逐漸向以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式升級。

　　除消費類型出現明顯升級趨勢外，消費升級特征和表現也更為多元和豐富，尤其是消費內容、消費品質以及消費方式等呈現出了新的特征，開始從傳統消費轉向新興消費，從商品消費轉向服務消費，并且更加關注商品的品質、購物的體驗以及其他多元化需求。

　　當然，局部存在的消費結構性分化或消費分級的態勢，在消費類型、消費群體和消費城市上也有所體現。但這種分化仍然不構成主流性的趨勢，整體上的消費結構升級依然是大勢所趨。

　　NBD：從實際情況看，激發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還需破除哪些障礙？尤其是在教育、養老等高投入背景下，地方政府是否可以采取有效措施緩解大眾消費的“后顧之憂”？

　　朱克力：激發城鄉居民消費潛力，目前還需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一些制約居民消費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體制機制障礙，從而跨越轉型難關。為此，我建議遵循“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其中，重塑邊界先“破界”、重構介質先“破介”、重建規則先“破誡”，這是“三破”；戰略創新需“立志”、戰術創新需“立智”、制度創新需“立制”，這是“三立”。在動態平衡中實現“三破三立”，改革和創新二者不可偏廢，也不會一蹴而就。

　　當前，教育、養老、醫療等公共服務供需失衡以及較高的撫養成本導致居民邊際消費下降，在“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之下，從消費供給創新、消費感知提升、消費格局營造、消費理念引導、消費環境優化等方面采取一攬子有效措施，可望最大程度緩解大眾對消費的“后顧之憂”。

　　場景先行：調動各方力量共建消費型城市

　　NBD：成都最新提出要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的消費型城市。在您看來，成都此舉是否符合發展規律？它對成都未來的發展有何意義？

　　朱克力：我了解到，成都最新提出要加快建設消費型城市，也是在意料之中。我認為，此舉與近年來成都大力推進新經濟發展的城市創新實踐，二者之間有望形成一定的耦合關系并構建出新的“經濟-社會范式”。其中，發展新經濟側重經濟維度，建設消費型城市側重社會維度。

　　因此，成都提出將通過多方發力“率先突破”，構建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消費型社會制度機制和政策體系，我認為是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和城市新治理邏輯的順勢而為之舉。城市主動作為，調動各方力量的積極性，共同建設消費型城市，迎接“人本消費社會”或“協同消費社會”的到來，對成都未來發展形成新經濟唱主角、新動能挑大梁、新場景成氣候、新治理護好航的“新經濟都市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NBD：作為西部消費中心，成都的消費實力一直備受國內外品牌青睞，但隨著周邊城市的崛起，這種商業首位度受到一定挑戰。在您看來，成都要建成“消費型社會”，可以從哪些方面加大培育力度？

　　朱克力：成都要建設的消費型社會必然是“人本消費社會”或“協同消費社會”，需要以“場景先行、服務市場”為基本理念，優化營商環境，向市場提供普惠式機會和有競爭力的人才政策，營造適應新技術趨勢和新消費需求的應用場景，培育城市新經濟產業，使成都逐步發展成為“產城融合”和“產才融合”的新經濟城市和新經濟都市圈。

　　成都消費市場活躍，得益于成都人獨特消費理念和成都深化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發力新經濟的“新場景先行者”，成都提出到2022年生活性服務業產業增加值將達到5000億元并初步建成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積極推動消費方式多元化，引領培育新興服務業態，形成高質量發展的消費市場，將為建成“人本、協同”的消費型社會打下堅實基礎。